(一)

拉瓦锡享受了天资的幸福，但由于财富而大受其祸。他的天资给了他崇高的光荣；他的财富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祖先们曾经“由凡尘步入青云。”他的高祖父是皇家马厩的驭手；他的父亲是法国议会的一个律师。

像他父亲一样，拉瓦锡本准备当律师。但他的兴趣却在科学上面。他宁可搞研究，而不愿打官司。他如此沉浸在科学实验之中，以至于在青年学生时代就和社会上“种种吃喝玩乐的消遣”划清了界限。他以身体欠佳为辞谢绝应酬，而这个借口却不无根据。他患着慢性消化不良症，往往一连几个月只以牛奶为食。朋友们劝他少工作，多锻炼。“多在世上活一岁，”一个朋友说，“胜过在史册里留名百年。”

拉瓦锡同意在世上多活一些时光。他接受了一个可以让他将工作和身体锻炼结合起来的聘约。著名地质学家詹·格塔尔邀请拉瓦锡合作绘制一幅法国矿产地图。这意味着有一个旅行的机会，他也急于获得这个机会。

在一七六七的夏天，他同格塔尔一道前往孚日山脉。他袋里有五十个金路易(约合二百二十五美元)，跨下有一匹好马，身旁有忠仆约瑟夫，而法国第一流科学家做他的师傅，还有全世界作他的游乐之地。作为首次外出探险，他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引人人胜的科学大道。

他的师傅也同样兴高采烈——对于格塔尔来说，这太难得了。这位地质学家像岩石般顽固，对人不讲情面则又像寒风那样刺骨。他经常皱着眉头，对别人的“流氓无赖行径”表示厌恶。一次，一位法国科学院的候选人感谢他的支持。这个老地质学家当头就是这么一句：“用不着谢我，我投票选的是你的头脑，不是你的为人。”

但对于这位青年协作者，这位辛辣的老科学家却像一位慈严兼备的父亲。他说：“拉瓦锡既有头脑，又有人品。”文质彬彬而又过于敏感的人品，使拉瓦锡对师傅仁慈的同情以及偶尔的严厉指责深为感动。拉瓦锡自幼就娇生惯养，被殷勤地保护着，未受过人世风霜的侵袭。他在襁褓中丧母，由他的姑母抚育成人——把他宠爱得像一个易碎的瓷花瓶儿似的稀世珍宝。甚至现在，他已二十四岁了，姑母颤抖着的心还紧跟着拉瓦锡越过“法国的一山一矿”。“请常常给我写信，”姑母在她的每日一函中写道，“我像等待弥赛亚(救世主)一样地等待邮递员的到来……我担心你的健康……担心那令人窒息的炎热气候……担心危险的悬崖……到处是沼泽的森林地带……凶猛的野兽……请你比你已经答应我的小心谨慎还要小心谨慎……而且不要忘记，深爱你的朋友们在为你日夜操心。”

得以从这些颤抖着的手里逃出来，把自己放到一个虽然钦佩但不肯溺爱他的人的照顾之下，拉瓦锡反倒感到舒服了一点。格塔尔从身心两方面，把他的这个年轻的被保护人磨炼成了一条硬汉。如果姑母知道了他对她侄儿每目的工作要求是那么一丝不苟，那她吓也要吓坏了。黎明即起，检查温度仪和气象仪，记录土质和地形，观察矿场、铁厂和矿坑，分析河水和湖水，进行各种植物标本的搜集和分类，最后还要将调查结果整理好记入笔记本——这就是他的日常例行工作。在十月底的一个傍晚，他同到家里，已经很疲乏了，但是在就寝之前仍然没有忘了记录当天的气温。他的姑母心疼地说：“这个傻孩子是会被过重的工作累死的”。

可是，拉瓦锡非但没有被工作累死，他的身体反而好了起来。他回到巴黎时，精神饱满，信心百倍，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成了法国科学院的候选人，而且居然当选了。这多少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那时他毕竟只有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但也是加在他的年轻的肩头上的一副了不起的担子。他被邀请单独或与科学院的其他成员合作，提出关于各种理论或实际问题的科学报告——例如，动物的磁性，比重，苹果酒的水分，巴黎的水的供应，色彩的理论，白菜籽的榨油，淀粉的制造，磷的蒸馏，硝石的分解，船用淡水的贮藏，丝绸和毛织品的去污，从植物灰烬中淘金的方法，火山岩浆的性质和温度，巴黎下水道臭气的清除，制糖，从泥煤炼炭，昆虫的呼吸，铁的生锈，火药的成分，以及当时科学界感兴趣的千千万万其他类似的问题。

对任何其他人，这些活动足以占去一个人的全部工作时间，可是这些只用去了拉瓦锡一小部分精力。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农业金融公司”的承包组织。这个公司从农民那里收取税金，并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税款。这个承包组织的生意，像任何其他生意一样，都是一种赌博，不过这被看作是一种没有风险的赌博而已，它获利的机会远比亏本的机会为大。要从人们身上榨取比政府规定的应交纳的岁额多得多的金钱，总是办得到的。拉瓦锡之所以参加这个农业金融公司，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钱——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科学实验。他个性并不是贪得无厌的，可是这种行业的名声却有点不大好听。在这场赌博里，命运注定他要赢得金钱，但输掉他的生命。

（二）

在他作为农民税收承包人时，拉瓦锡认识了总承包人雅克·波尔兹的十四岁的女儿玛丽·安·皮叶特，并和她结了婚。婚姻所带来的一笔颇为可观的嫁妆，使拉瓦锡够富裕的家庭更加锦上添花。由于成功的秘诀从来没有比“既有人拉，又有人推”更灵的，所以，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兼金融家，就找他岳父为他又谋到了另一个位置。他现在身兼三职：法国科学院院士、农民税收承包人和兵工厂经理。

但他的三重职务，仍不足以阻止他经常认真地去搞科学实验。他每天保留六小时作为他私人的实验时间——早上六时至九时。晚上七时至十时，他在兵工厂内造了一间试验室。就在这间试验室里，他招待过很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例如普里斯特利，布莱格登，杨格，瓦特，坦能脱和富兰克林等。他以最新的、价格最贵的仪器来装备这间实验室。他又从当代比较有才华而又较清贫的青年科学家中，提拔了几个当助手。他的大部分财产都被用来维持这间花费很大的“实验研究所”。从这个研究所中，爆发了一场为一门现代科学奠定基础的革命，使世界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拉瓦锡的功劳：他拨开了炼金术的迷雾，引进了现代化学的阳光。

(三)

当拉瓦锡在兵工厂开始进行实验时，世界上的化学观念仍然被裹在中世纪的襁褓里。化学仅被看作医学的侍女，而且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侍女。一七三九年六月十九日，一位叫做琼娜·斯提文斯夫人的英国“化学家”，从《伦敦杂志》得到一笔五千金镑的奖金，这是由于她公开了一张“治好首相渥尔波的胆石病”的“科学丹方”。这张丹方是由以下药材制成的片剂：“鸡蛋壳、蜗牛、肥皂、烧成焦黑的猪水芹、牛蒡子和蜂蜜。”

至于其他的化学家们，作调查研究倒比较有条有理，但作出的结论却同样不科学。例如他们通过实验，“证明”了“一种元素可以变成另一种元素”。十七世纪的一个有名的科学家约翰·范·赫尔蒙脱，描述过一种“过程”，可以使他将水“变”成木：“我在一只瓦盆中放进二百磅的泥土……用雨水润湿，然后我在其中栽下一株重五磅的杨柳；最后，五年过去，这树……已重一百六十九磅零三两……我一直用雨水浇灌这瓦盆……最后我再称一称盆中的土，仍旧是二百磅，只缺了二盎司。因此，有一百六十四磅的树木、树皮和树根完全是从水变来的。”在该实验以前，赫尔蒙脱曾经将木头“变”成灰末和气体(气体这个名词是他第一次使用的)。因此，这位迷惑不解的化学家就推论说：水、木头、灰末和气体，都是同一元素。

也有其他化学家“证明”水可以变为泥土。他们曾注意到，在一个密封的、空气中灰尘不能进去的容器里，水蒸发后，容器里面留下了一些土一样的渣滓。“由此可见，土生于水。”

就是由于这种主张，拉瓦锡才做出了他的第一个重大发现。自从他陪同格塔尔旅行时起，他就对水的密度和性质发生兴趣。现在，他就开始一连串的实验，来确定水蒸发以后留下的土一样的渣滓，究竟是来自水的分解，还是来自容器瓦盆内部的腐蚀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科学座右铭是，不靠猜想，而要根据事实。“我要从事实出发讲话。”他从重复多次的实验中发现的事实，最后地并且确定地证明：水蒸发后余留下的土似的渣滓，来自容器而不是来自水。因为，在每次用纯清水做的实验中，在水消失后，容器所失去的重量和容器中土的沉淀物的重量是相等的。“因此，水是不变的。”这个结论意味着炼金术和炼金术所主张的“水变成土，土变成铁，铁又变成金”的那种学说，最终被推翻了。

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很多实验的开始。他进而证明，植物并不仅仅是“一定分量的水所变成的一定分量的木”，而是水、土和空气各种物质的综合体——植物在其中生存并且从中摄取营养。

拉瓦锡的下一步，是发现上述一部分物质的特性。他对于空气的构成特别有兴趣。有些科学家，包括范·赫尔蒙脱以及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早已观察到空气有不同的“种类”——就是说，有不同的气体。

但这要到一七七七年由拉瓦锡加以宣布。他说，空气包含“两种有伸缩性的流体，一种可供呼吸，另一种则具有毒性”。对于这种可供呼吸或“生命攸关”的流体，他破天荒第一次赐以氧气这个名称(由希腊文酸和生育两字而来)。现在，他也第一次给元素这个化学名词下了定义。拉瓦锡称元素为“一种用化学分解方法不能分解成任何更简单的物质的那种物质。”

这就奠定了现代化学整个结构的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拉瓦锡不但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化学理论，也汇编了一部崭新的化学词典。拉瓦锡所发明的许多术语，直到今天都还是“化学家们的国际词汇”。 现在，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丰功伟绩的最后一步也到来了。这就是他的《初等化学概论》的出版(一七八九年)。在写作该书的全过程中，他恪守一个公式：永远只从已知进到未知，永远只从观察到的原因归纳出特定的结果。他说：“我只讲事实。”

拉瓦锡的《概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化学的一个新纪元，正如牛顿的《原理》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力学的新纪元一样。有一些老炼金术者，斥责他的“自以为是的种种想法”和“包括三十三种元素的荒谬的元素表”。陈旧的偏见使这些人认为，“凡是新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而真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新的。”可是，与拉瓦锡同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却很快同意了他的想法，认为他已经为他们进入大自然这间神秘的实验室，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拉瓦锡在一七九一年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新理论已经像一阵革命的风暴，扫向世界的知识阶层。”

(四)

可是，就在这时，另一个革命浪潮（法国大革命）也在横扫法国，而且日益逼近拉瓦锡。这位化学之父，在他刚刚把世界从“错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不久，自己却即将成为“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一七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他被马拉所主编的报纸《人民之友》点名，受到恶毒攻击。攻击表面上装作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却是私下为马拉的利益帮忙。因为这位革命领袖也曾抱有成为科学之父的野心。一七八〇年，马拉写了《关于火的特性的研究》一书，而拉瓦锡曾对此书表示过意见(嗣后的研究证明这意见是正确的)，说马拉的《研究》一书毫无价值。马拉当即下了决心，要对拉瓦锡进行报复。在他的一七九一年的谴责文章里，马拉连本带利地将这个决心兑现了。他写道：“法国公民们，我在你们面前谴责拉瓦锡这个诈骗的大王、暴君的伙伴、流氓的徒子徒孙、窃贼的大师……请你们相信，这个自夸每年有四万里弗尔收入的小小的收税员，竟在偷偷摸摸地阴谋钻营，想当选为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不但不要选举他，我们应该把他吊死在就近的一根街灯柱子上!……”

拉瓦锡对于这篇怒火中烧的文章并没有太介意，以为不过是从一颗受了伤害的自尊心所发出的愤激之言。但马拉继续从事攻击。不久又有一批受了传染的革命者随声附和。他们通过了一个命令，封闭拉瓦锡任会长的法国科学院，谴责它是“保皇思想的已经垮掉的堡垒”。当拉瓦锡对这道命令提出抗议时，他们索性就以对抗新政府的叛国罪为词，把他拘捕了。

拉瓦锡的敌人意识到，要证实这个罪名是困难的，于是又以一个新罪名来告他——说他犯有收税官的勒索罪。他们查抄他的家，抢走他的论文。尽管没有找到什么可定罪的证据，他们还是将他押进了“死罪牢”里。

尽管面临死亡，拉瓦锡并未丧失勇气。他写信给他的表弟奥杰支·德·维勒说：“我已经度过了够长够愉快的一生，可以不必让我去消磨一个诸多不便的晚年了。我将在身后留下一点点知识，也许还留下一点点荣誉。在世上，谁还能指望比这些还多的东西呢?”

对他的审讯不过是做做样子。控诉他的主要证人是他的过去的一个雇员，一个定了罪的小偷和伪造签字的犯人。他的一个辩护律师企图呼吁法官注意拉瓦锡的科学贡献，但所得到的只是这么一句挖苦的回答：“革命不需要科学家，革命只需要正义。”

可是，在当时的革命的歇斯底里中，正义恰恰最无觅处。公开加给拉瓦锡的罪状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吸血鬼，民愤极大。应予严处。”接着就是这场悲剧的高峰——在一个莫须有的荒谬绝伦的“里通外国、勾结法国的敌人”的罪名之下，他被判处了死刑。

他写了一封诀别信给妻子：“亲爱的，请你保重身体，记住，我已完成了我的工作。为这个，我多谢上帝……”

在一七九四年五月的一个早晨，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砍掉他的脑袋只需要一刹那，”拉格朗日嘲德朗布尔说，“可是，也许我们要等一个世纪，才能有像他这样一个脑袋。”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亨利·托马斯《科学家的生活》，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1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