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和格局是管理类联考论说文优秀作文必备的要素。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时代变迁思考文明演进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世界大背景下的宏观批判性思考，开放与闭关，激进与保守，集权与民主，过去与未来，每一个话题都是沉重和复杂的，都渗透着理性的光辉。

阅读任务：细读本文，发现传神之处，在下方评论处写30字左右关于明治维新的认识。

社会转型，的确需要一群精英做时代的脊梁，他们或从政，或在野，本文之分析，继续以在野思想家为主体。上篇谈的是作为明治脊梁陆续出场的精英们是如何走向国家主义的，本篇所论则是这些在野的思想家们又如何滑向“帝国主义”，而中日甲午战争就是他们走向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根据对欧化的态度和对国家主义的倾向性差别，可以将明治时期在野的思想家们，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从完全欧化到激进的帝国主义，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德富苏峰；以国家和传统为本位的欧化派——国粹主义，代表人物是三宅雪岭、志贺重昂、陆羯南；从激进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到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是植木枝盛、幸德秋水；坚持欧化和爱国并驾齐驱的“两个中心”主义，代表人物是中江兆民。他们之中除了德富苏峰，其他人都毕生坚持在野立场而特立独行。

从完全欧化走向帝国主义

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的思想历程，反映了近代日本从文明开化走向侵略扩张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德富苏峰，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一直活到1957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本活生生的日本近代化史。两人并无师承关系，然而在许多方面却惟妙惟肖。他们都对自由民权运动过分追求政治自由的国家主义倾向作了批判，福泽谕吉是站在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批判自由民权运动，而德富苏峰则立足于市民生活批判自由民权运动。

福泽谕吉认为，在包罗万象的文明世界里，政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作为终极目的来追求，是本末倒置。政治的改良和进步，依赖于文明发展的程度，当然要受到文明发展的制约，而文明的实质，归根结蒂在于人的精神，“所谓文明，就是人的精神发展”。精神，就是人的心欲合一的能动作用，表现为自立和自由的人，这种人是从传统的羁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这种被解放的自由人主要意味着两点：一是人心的解放，使“智德”进步，就是文明开化。他说：“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是“数理学”，“德”是“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他在《寄希望于后进生》一书中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是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才能谓之“一身独立”。福泽将这“一身独立”视为“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在公私关系上，他也强调“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样，他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德富苏峰从平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由民权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士族气概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这种士族气概，具有使运动贵族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会使人们把政治看成是贵族的特权，从而使政治世界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生活世界。因此，他反对抽象地谈政治，厌恶那种空洞的政治激情，他主张立足于平民的生活世界改造政治，惟有平民才是政治的主人。他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正处在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转折点上，顺应这一历史趋势改良政治，首先就必须改变在日本有政府而无人民的现象，将政治与国民生活密切的结合起来，以生产机关为范型，建构社会组织，使整个社会实现由重武备向重生产转型。

以往的日本社会是以军事组织为范型建立起来的，武力是立国之本。国家的职能，对内实行超经济强制，对外进行武力争夺。德富苏峰以为这种军事型的“贵族社会”向产业型的“平民社会”转变，首先就意味着以自由平等取代专制等级，以经济竞争取代武力争夺。他的主张，为日本“殖产兴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他名声鹊起。福泽谕吉也早就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他曾撰写《使日本成为金钱国家的办法》，其中就提到：“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是非常重要的，钱为武之本。当此时之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为金钱国家。”看来两人主张几出一辙，福泽则更直白，更功利。

德富苏峰还开办大江义塾，进行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实验，以学生自治、师生平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由民主精神。他这所学校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取代“复古主义”教育以及在传统和近代之间进行折衷的“折衷主义”教育，而且很彻底。在这里，“自由主义”教育的宗旨很具体，它要求学生在自尊自爱中，培养自律的人格，即“具备使自己作为自己的裁判官资格”的“自治精神”，他还自豪地称之为“继维新革命之后的日本知识界的第二次革命”。此时的苏峰，已是彻底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并且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反对征韩论，他批评当时的民权论者时说道：“即使民权论者中，一半以上也多持征韩的观点。可以说在民权论者中，多数人是变形的帝国主义者，或是武力主义者，我虽然是民权论主义者，但是彻底反对武力主义者。”

但是，考察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的思想轨迹，发现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帝国主义者，虽然他们的思想各持个性，但他们都不认为这种转变脱离了他们的欧化的主张，恰恰相反，他们都将这一转变看成是欧化主张的进一步发展。福泽在《脱亚论》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因而当西方列瓜分中国时，“我日本国”当然要加入西方列强的瓜分行列，像西方列强一样对待清政府，不要因为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特别客气。因此，他的《脱亚论》既是完全的欧化声明，又是日本的帝国主义的宣言。虽然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曾主张通过文明的进步来实现国家独立，然而他的文明观念又是可变通的，在他看来，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可以存而不论，“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哪怕专制独裁也应该容忍。以此类推，则和平也好，战争也罢，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哪怕将整个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甲午战争后，他狂呼日本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正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如此逻辑。

他将文明视为实现国家独立的手段，依据目的需要选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而文明本身又是一座储存了各种手段的仓库，侵略扩张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形式，如果以侵略扩张为手段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那么何乐而不为呢？选择何种手段，关键在于天下大势，既然西方列强都已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把完全欧化作为工具理性的福泽谕吉当然要毫不犹豫地走向帝国主义。因此，他认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推行“富国强兵”路线，早已不合时宜，应该先“强兵”后“富国”，依靠“强兵”来“富国”，殖产兴业必须让位于侵略扩张，可见，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早已埋伏在他的文明论之中。

德富苏峰在《将来的日本》也曾断言：“没有‘居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但甲午战后，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变化，战前他兴奋至极，“举国一致对付清国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愿牺牲我所持有的一切。”战后，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他受到“创深痛巨的感化”，这种感化超过了横井小南、斯宾塞和曼彻斯特派的自由主义对他的影响。他原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还辽一事，使他痛感“公理”虚弱，因此他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一个主张“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变为主张以铁腕统治世界的“豪杰君”。他自己也感到在精神上与过去已判若二人，从此，他便以“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自命”。

当舆论纷纷指责他变节时，他却声称，自己从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是顺应世界大势，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致山路爱山》信中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紧密相关。”他仍然未失“文明绅士”的风度，看那些西方的“文明绅士”们，不是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耀武扬威吗？作为崇尚欧化的“文明绅士”，除了加快步伐，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别无选择。“文明绅士”，不单单是和平主义者，同样也是扩张主义者，在不同的时期，他可以做不同的选择。甲午战争，使日本国民达到了“帝国的自觉时期”，而他也顺其自然地从平民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他以为，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两种主义都是必要的。

其实他的思想转换因子，早就存在于那个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时代的“主义路径”中了。

从国粹主义走向帝国主义

从传统和国民性出发的国粹主义，代表人物有志贺重昂、三宅雪岭、陆羯南，他们组建了政教社，是为了对抗政府为促进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推行的所谓欧化政策。他们批判政府的鸡毛蒜皮的、粉饰性的“涂抹主义”的欧化政策所反映出来的媚态性格，主张国民性的自觉，从日本的自然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独特性出发，表现出“日本人的姿态和气概”。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文明开化和欧美新思想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一代的民族性，在自己心中的渐渐觉醒。

他们提倡国粹，却没有狂妄自大的排外情绪；他们反对政府的欧化政策，却不反对欧化本身。实际上他们的国粹主义，仍是欧化的副产品，他们研究传统和国民性的方法，就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实学方法。而且他们对日本固有的神国思想和狭隘的攘夷论嗤之以鼻，他们“彰显国粹”的口号，看似与欧化针锋相对，但却无法否认他们欧化的实质。他们反对的是那种虚伪的、赶时髦的、随波逐流的欧化倾向，认为在这种粉墨登场、装潢门面的欧化主义中，日本人会丧失其国民精神。

欧化应该有利于提高和发扬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正如志贺重昂所说，对于西洋文化的营养，要通过日本人自己的胃来消化，融入自身之中，在民族性中进行日本式的开化；三宅雪岭提出“彰显国粹”，就是要日本人“发扬人种的特色，以裨补人类的化育”；陆羯南在《日本》报发刊词中声明：“《日本》虽以恢复发扬国民精神为己任，但也不可不知西方文明之美善。其权利自由及平等之说我重之，其哲学道义之理我敬之，其风俗习惯在某些点上我爱之，尤其是科学、经济、实业之事，我最为羡慕。不过在日本采用时，不可因其虚名而滥用之，唯用其实以资日本的利益与幸福。所以《日本》不是狭隘的攘夷论的复兴，而是在人类的博爱中恢复发扬国民精神。”

著名的《日本风景论》使志贺重昂名噪一时，其中就是将国粹归结为自然法则：“与环绕日本海岛形成的天文、地文、风土、气象、寒温、燥湿、地质、水陆的配置，以及山系、河系、动物、植物、景色等气象万千的环境发生感应”而产生的“大和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国粹。“啊！富士峰，琵琶湖，美哉斯山！美哉斯水！”这样的自然才是我“大和民族现在、未来进化改良的标准和基础”，国粹出于自然。

志贺重昂从自然方面为国粹主义追根溯源，三宅雪岭和陆羯南则是以理性的、主观的态度，从历史传统方面追寻国粹主义的来龙去脉。雪岭撰《真善美日本人》，由于受到斯宾塞等人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影响，开篇就把“日本人的本质”，定义为“作为历史的有机体的国家的日本的一分子的人”。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潜意识里国家主义庇荫下，寻求日本人的规定性，与志贺重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日本人的本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是人文的，一是自然的，两者相得益彰。三宅雪岭从真善美三方面对日本人提出了要求，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所谓“真”，是学问论。三宅雪岭认为，日本是东方的亚历山大城，日本人具有学术研究的卓越能力。但当时的社会氛围，使他并没有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主张学术要关心与日本命运攸关的实际问题；所谓“善”，则是正义论。“正义就是不断追求相互之间的权利平等”，而日本所缺少的正是保持权利平衡，向列强伸张正义的实力。因此，“军备扩张越来越不可避免”，振兴产业随之而成为当务之急；而所谓“美”，是美术论。雪岭以“轻妙”二字，对日本古来的美术作画龙点睛的说明，认为日本古来的美术决不在古希腊之下。志贺重昂以山川的自然之美激发日本人的国粹，而三宅雪岭则以传统的艺术之美涵养日本人的国粹，他们都认为美可以培植国民精神。雪岭还著有《伪恶丑日本人》一书，对日本人的丑陋，他毫不隐讳：“扬真必须破伪，扬善必须除恶，扬美必须灭丑。”

国粹主义者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在野的立场，尤其是雪岭，他对那些德意志式的官僚深恶痛绝，他发誓：“决不依靠政府”。但是，国粹主义最后还是与官方的国家主义同流合污，一起走向了帝国主义。其实，这正是他们的思想合乎逻辑的一个发展过程。他们要高扬日本人的国民性，而国民性又是什么呢？其核心恰恰是“忠君爱国”。雪岭将武士精神作为“民族魂”来顶礼膜拜，他们不仅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而且从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方面，为“民族魂”提供了依据。尤其是他们主张要发扬日本人的人种特色，不言而喻，这特色就是所谓的“民族魂”。由这种“民族魂”驾驭着“正义”的力量——“军备”，日本就可以实现神武天皇“并吞六合，席卷八纮”之圣旨的“皇国使命”。

从忠君爱国、军备扩张，到振兴产业，这一国粹主义的思路，在理论上构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封建军事帝国的政治图景，它一旦与官方的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使国粹主义与官方的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便是高山樗牛。

樗牛是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经他自上而下的改造，国粹主义蜕变为日本主义，他说得明白，日本主义毫无疑问是国粹主义的延续。不过，樗牛并没有继续坚持国粹主义的在野立场，而是自觉为官方立言，他在《国民精神的统一》中写道：“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以及日本主义，吾人以之为明治思想史上的三件大事。帝国宪法确立了国法大纲，教育敕语明确了教育方针，日本主义则着眼于指示国民道德的根本。”他在《我国体与新版图》、《帝国主义与殖民》等文中宣称，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具有最恰当之资格”。从国粹主义出发，他完成了使国粹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