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兴趣始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60年7月，他在学校实习农场的稻田中碰到一株“鹤立群鸡”的稻子，他把它作为良种采收，谁知第二年它的子代却高的高矮的矮，稻株明显不一致。根据孟德尔的试验，植物杂交二代有分离现象，他想，那“鹤立群鸡”的稻株无疑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这证明琼斯的杂交水稻有优势的结论是正确的。袁隆平1964年在妻子邓哲支持下开始观察试验，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育性》论文；论文再次提出水稻有杂交优势，并提出了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发展杂交水稻的设想。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论文慧眼识珠，使袁隆平的研究工作得以畅通无阻。

为加快研究进程，袁隆平带领由他学生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三人科研小组，每年秋冬利用南方温光资源，到云南、海南等地进行水稻材料繁殖。但是，经过四年多的“南征北战”，他碰到了国外同行碰到过的同样的问题：到1970年基本上培育出了“三系”，但不能投入生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育系”的不育率只有70%左右，无法培育出高纯度的杂交种子；二是杂交优势不明显。这好比唐僧西天取经，师徒一行经过十万八千里到了西天,却没有取得真经。

水稻的杂交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取不到“真经”呢？不惑之年的袁隆茶饭不思，沉入深思。他想“三系”研究路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可能出在研究所用的材料上。回想这几年的育种材料全部是栽培稻，国外研究杂交稻也没有跳出常规稻圈子。马和驴子杂交能生出强优势的骡子，是因为马和驴子种性差异大，亲缘关系较远。研究所用材料都是栽培的常规稻，种性差异都不大，亲缘关系太近，这和马驴相比不是马和驴子在杂交而是马和马在交配，只是马的大小、毛色略有不同。这样自然没有明显的杂交优势，同样由于亲缘关系太近也选育不出100%的雄性不育系。安江地处雪峰山区，有一定的旱稻和野生稻资源，那“鹤立群鸡”的天然杂交稻株说不定是某种野生稻与栽培稻串粉杂交的结果。于是，袁隆平将下一步研究目标锁定到从野生稻中去搜寻雄性不育株。

自然界野生稻极少，要到野生稻中寻找天然变异不育株更有如大海捞针。袁隆平安排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天南海北去找，把海南岛作为出征第一站。也许是天降良缘，一到海南没费太多工夫，李必湖就在南红农场一个叫冯克珊的农民技术员的指点下，在一铁路水坑边找到一片野生稻，正好当时又值野稻开花，不到二十分钟便从中找到一株有三个分孽的雄性变异株，这一天是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反复辩认，千真万确是一株典型的雄花败育野生稻，他欣喜若狂，当即将它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和利用，打破了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为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利用水稻杂交优势铺平了道。1971年，“野败”很快被转育成少量不育材料；1972年即育出多个不育系和保持系；1973年春找到一批强优势恢复系。1973年10月，袁隆平在浙江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究会议上，发表《利用“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宣布我国籼型杂交水稻研究已全面实现“三系配套”。

1974年4月，袁隆平在海南育成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二号”。当年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高达628公斤；第二年作双季晚稻栽培亩产511公斤，对照常规稻增产50%以上。袁隆平从1964年着手杂交水稻研究至此已整整十年，“十年磨一剑”，他用事实向世界宣布：中国“三系”法杂交水稻正式研究成功！

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