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2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他，71岁被判无期徒刑；他，74岁保外就医，翌年二次创业，承包2000亩荒山；他，85岁带褚橙进京。这个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曾经的“烟草大王”，如今闭关十年磨一剑，逆袭为橙王。

在不同的场合，耄耋之年的褚时健只要谈及“褚橙”，便始终神采奕奕，硬朗而充满活力。

看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之于褚时健，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引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评价，“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后的反弹力”。

褚时健的人生正在诠释这句话。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的一个特例，他的幸与不幸，当下来看，或许意味更多。

褚时代

最初的褚时健，是以一个国企领导者的身份出场的，然而他最彻底的企业家精神，却很快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玉卷溪烟厂，红塔集团的前身，在褚时健1979年接手时，只是云南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那时国家烟草实行专卖，从种植到销售都是有专门计划的，在引进技术方面，也是国家定指标。但平静的日子过去八年后，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曾经上过战场、向来以“敢干”闻名的褚时健，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同烟农签合同、自建原料基地，给农民种子和化肥、指导他们怎么种烟叶、把农民的烟田打造成烟厂的“第一车间”，同时并购小烟厂、放大产能……在一个垄断行业，褚时健用尽了竞争企业才有的管理方法，当然，他也得到了回报——烟农送来质量最好的烟叶，烟厂效益得到大幅提高。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国际市场上烟草新技术迅速发展的黄金期，褚时健不打算错过这趟快车。在得知国家给西南地区2000万美元的技术引进指标后，褚时健第一时间专门去追下这个指标。1984年曾被聘任为玉溪卷烟厂法律顾问的律师马军称，当时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总共只有7000万元人民币，但褚时健拿出了2000万美元用于设备技术引进。

那几乎是属于褚时健的一个时代。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1988年7月，玉溪卷烟厂已名列全国利税上缴企业排行榜第五位；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的年利税达到200多亿元，占云南财政收入的60%，稳坐中国烟草第一把交椅。

“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这是当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在参观红塔集团后说的话。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那个年代国企老总们的一个魔咒：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企业发展了，国家增税了，个人手头却依旧很紧。

虽然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工人待遇大幅度提高，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这样的做法在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中，几乎是前所未有，但作为厂长的褚时健，月薪始终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拿了十几年几乎是固定薪资的他，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最终，他豁出去了。

悲剧之后

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承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就在他被判刑的两年前，昆明市副市长字国瑞接替他成为红塔集团掌门人，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而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获取的合法报酬在88万元左右。

褚时健被判刑近十年后的2008年，有媒体以30年改革开放为背景，评价褚时健为国企改革中的牺牲品和失踪者，“一时风光，永久寂寞”、“他们的牺牲为后来者插上了一个此路不通的标志”。

财经作家、出版人吴晓波认为，褚时健案发的时间点，恰逢国企改革转制的时间交叉点，当时原有的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褚时健案发于1995年至1997年，恰好出在这个时间点上。像褚时健那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一个个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有的人被抓住，有的人没被抓住。

另一位财经作家苏小和对褚时健的评价，似乎更像是把他作为一个对抗旧体制的符号。他说，褚时健在红塔的18年，一直在与体制抗争，在红塔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他提出的三大战略，有两个是针对当时僵化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发起的，红塔的改革甚至成为争议的焦点和国家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同时，苏小和认为，褚时健的贪污，实际上也是一种抗争，是对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抗张。但在这些抗争中，褚时健无力又无助，甚而晚节不保。

不幸，然而又幸运的是，褚时健在狱中仅仅待了一年多就以身体有病为由保外就医。褚时健对当年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

虽然更多私下的原因，并没有完全被公诸于众，但人们那时看到的褚时健，正和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的2000亩山地上，种甜橙。

他是个传奇

媒体和大众很容易遗忘，就在褚时健快要成为传奇的时候，2004年，王石到云南玉溪哀牢山去看望了他。

王石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那些年，这位80多岁的老头总是每月下地8~10天，对果园管理盯得非常细致，他和妻子一直吃住都在橙园，为了补充专业知识，褚时健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本地研读。

熟悉褚时健的人说，橙子刚挂果时，褚时健年年都会遇到不同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当时，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第二年，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

这种口味，或许就是当初褚时健历尽风雨、第一次吃到来自澳洲的进口橙子时，心里泛出的滋味。

有人说，褚时健是因为心理不平衡才去种甜橙的。褚时健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也有人说，褚时健是想证明自己，这样的判断出自他老伴马静芬的口，想来也不虚，“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但褚时健真实的内心世界没人能够真正触摸。人们能触及的，只有他所展示给外界的形象：一个曾经的风云人物从名利尽毁、一无所有，到东山再起、老骥伏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似乎每个人都从褚时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王石迅速联想到的是一个海岛上的生活：“我想的是人生的享受，而这位受了这么大挫折的企业家，他竟然在深山老林里种果树，保持旺盛的创业激情。”

同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柳传志则坦言自己是“幸运的褚时健”，不过是在产权改革上多走了一步。有人问柳传志，75岁时若再跌入谷底会如何，他想了一下说，“我肯定会心灰意冷，随便做点什么了。”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