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影响

曼德拉生于1918年。在那个年代，南非乡村的社区被划分成许多部落，由有权势的酋长或“国王”管辖。曼德拉就出生在马迪巴部落，“罗利赫拉赫拉”这个名字意为“拽下树枝”（当地话里也有“捣蛋鬼”的意思，曼德拉对此一直引以为豪）。出于尊敬，许多南非人在提到曼德拉时常以“马迪巴”这个部落名指代。

曼德拉的父亲孟伐肯伊斯瓦·葛德拉·曼德拉是当时滕布族代理国王琼金塔巴·达林岱波的要参。1927年，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年幼的曼德拉被带到达林岱波酋长的家中，按照科萨族的规矩和信仰抚养，其中就包括科萨族成年礼中的割礼，曼德拉在高中最后一年践行了这一传统。

曼德拉对宗族习俗和行为的观察对他日后的从政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缜密思维、展示才能乃至衣着搭配无不受此影响。人们熟悉的曼德拉出狱时穿的T恤，上面特色鲜明、已成为曼德拉式标志的图纹便出自马迪巴部落。

被剥夺财产的黑人

为了理解曼德拉出生时的政治背景，我们需要将视线拉回到19世纪初，那时开始的针对土著居民的前哨战及后来升级的大规模战争和“边疆战争”拉开了剥夺黑人土地的序幕。

欧洲的白人一踏上南非的土地，便将土著居民当成了奴隶和劳动力。19世纪，英国人对黑人强征一系列税收（如人头税和棚屋税），迫使他们转为合同工。黑人合同工在19世纪80年代遍布于金矿业，他们需要从东开普省等地迁徙上万公里到内陆深处采矿。

1910年，由两个英国殖民地和两个布尔共和国组成的南非联邦成立，后者实施的土地隔离其实很大程度上继承于前者已有的土地租佃制度。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土地所有制后来由联邦政府正式批准生效。

1913年，也即曼德拉出生的前5年，联邦白人政府通过了南非历史上臭名昭著的《1913年国土法案》，该法案仅将南非7%的国土划分给黑人（1936年提高至13%）。占这个国家人口70%的黑人虽然可以临时居住在保留地以外的地方，但他们没有拥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1948年，南非国民党获得白人选民（黑人无选举权）的投票，得以在之后的40年里治理南非，并通过立法将种族殖民推向了前所未闻的极端。

学校生涯

作为孩子，曼德拉本该对这些事情懵懂无知，但他是家里13个孩子中最早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在古努镇的基督教公会小学，老师给他起了“纳尔逊”这个英文名。在随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狱中的漫长日子里，曼德拉常会回忆起在教会学校念书的经历，并会提及信仰对于他的重要性。2000年7月，曼德拉在接受《基督科学箴言报》记者约翰·巴特斯比的采访时说道：

“政府对我们的教育没有丝毫的兴趣，于是，宗教成了一股让我们成长的力量……你只有在种族隔离时蹲过南非的监牢，才能明白人类对同类那种赤裸裸的残忍……宗教对我的人生影响深刻。”

曼德拉第一次有政治意识是在希尔德敦公会中学，在这所位于东开普省博福特堡附近的中学里，他听说了成立于1912年、代表黑人利益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带着对“非国大”模模糊糊的印象，曼德拉在1939年上了福特哈尔大学。这所面向黑人的小型学府是培养黑人知识精英的温床，对曼德拉影响深远。也正是在福特哈尔大学，曼德拉遇到了像奥利弗·坦博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后者成为了曼德拉的法律合伙人和在他之前的一任“非国大”主席。

曼德拉的抱负是成为法庭口译员或是国家公务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学习了法律、行政学、政治学和英语。他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曼德拉已经入选了学校的学生理事会，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加投票，大多数学生更关心的是学校食堂提供的食物质量。于是，曼德拉辞去了学生理事会一职，理由是投票并没有反映大多数学生的意志。校方并不赞同他的这一举动。面对权威，曼德拉展现了他的魄力，坚持固我，结果他与坦博一同被校方开除。这也成了他首度公开反叛的经历。

回到家后，达林岱波酋长要求曼德拉道歉，并重返学校，曼德拉再次拒绝。接着，他得知族里已为他选好一个女孩，定了婚事。曼德拉知道是时候去探索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于是他和酋长的儿子贾斯帝斯一起前往了金矿之都——约翰内斯堡。他们接着又逃到了位于约翰内斯堡市北的亚历山德拉黑人贫民区。

加入“非国大”

正是在亚历山德拉贫民区，曼德拉遇见了沃尔特·西苏鲁，后者成为曼德拉政治反抗生涯里毕生的伙伴。尽管西苏鲁只上了一年高中就辍学，但他很快就成了一名成功的房产中介，专门处理黑人的不动产买卖。黑人能取得如此的商业成就对曼德拉不啻为一个启示。他后来也很快发现，许多在政治上有着自觉意识的黑人受的教育还远不及他。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早期生活受尽了所有黑人都会遭受的屈辱，这点燃了他巨大的自尊心和反抗精神。西苏鲁——包括后来的其他人——很快在曼德拉身上看到了一位强力领导人的核心素质：自然的将领气质，还有要让黑人重拾尊严和人性的清晰理想。

西苏鲁了解曼德拉要成为律师的抱负后，把他引荐给了一名同情黑人境遇的白人律师拉扎尔·希德尔斯基，一位非常能理解黑人渴望教育的律师。曼德拉在他那儿得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并于此后不久开始了文学学士的函授课程。

1941年，曼德拉获得了学位。那时，亚历山德拉因为断水、断电、没有卫生医疗设施，而被称为“暗都”（时至今日，在这个毗邻约翰内斯堡最富裕的桑顿区的贫民区，依然有部分居民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但亚历山德拉也是一个非洲文化的大熔炉，它将曼德拉置身于一个可以听到诸多南非方言的氛围中。后来曼德拉也把这段在亚历山德拉的艰苦岁月视为充实、人生初成型的时光。

曼德拉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有资质的律师，于是，他于194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注册学籍，并在其后的6年中研习法律。大学期间，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梅思结婚。梅思是一名护士，一边工作一边支持曼德拉的学业和政治事业。大学里，曼德拉接触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等其他激进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还参与了“非国大”主席阿尔弗雷德·库玛领导下的思想论坛。1944年，曼德拉正式加入“非国大”。

1951年，曼德拉完成了法律学位要求的实习。次年，他邀请奥利弗·坦博（后者随后长期担任“非国大”主席）与他一起创办南非的第一家黑人律所。曼德拉在其1995年的自传《漫漫自由路》里写道：“非洲人急需法律的帮助，但在政府的楼宇内，走进一扇‘只准白人入内’的门是犯罪，坐上一辆‘只准白人乘坐’的大巴是犯罪，踏上一片‘只准白人入内’的沙滩是犯罪，在晚上11点之后上街是犯罪，不带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名有误是犯罪，失业是犯罪，在错误的地方工作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

与此同时，曼德拉积极投身政治示威。他参与组织的首个大规模示威是由亚历山德拉贫民区的居民参与的大巴抗议活动。很快，曼德拉在权利抗争中展现的领袖素质和无畏精神为他在“非国大”赢得越来越高的地位：最初是“非国大”秘书长，接着是德兰士瓦省行政院的成员，1948年他成为了“非国大”青年团的总秘书（同年南非国民党开始执政，开始施行种族隔离）。1949年，曼德拉和坦博一起入选“非国大”全国行政委员会，沃尔特·西苏鲁当选为秘书长。

曼德拉及青年团的影响力之大足以使其劝说“非国大”接受他们以军事行动对抗种族隔离政权的建议，军事行动由一个名叫“民族之矛”的小型组织负责，曼德拉任司令。由于“非国大”当时还秉持非暴力原则，“民族之矛”起初并不隶属“非国大”，而是并行于“非国大”执行任务，其成员还有南非共产党的党员。1962年，曼德拉等人被捕入狱。

瑞佛尼亚审判

由于南非依然保留了一套司法系统，所以在1964年那场著名的瑞佛尼亚审判上，曼德拉在法庭上仍有申辩的机会。在那场陈述中，曼德拉回顾了南非黑人同胞为争取自己权利的抗争之路。

在那场审判中，曼德拉和另外九人被指控煽动及颠覆国家，其他罪名还包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援助境外武装势力企图入侵共和国。曼德拉在瑞佛尼亚审判的开场白是简单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被指控的人。”站在法庭中央，曼德拉做好了个人陈述的准备。他要解释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颠覆行为之于爱好和平的普通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他们能采取的唯一符合逻辑的行为。

至20世纪60年代，南非国民党已经完成了对不同种族的隔离和不平等的种族发展制度，即“有南非特色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随着这一制度在之前10年中的稳步收紧、加强，曼德拉在他的法律事务所目睹了越来越多的黑人生活被毁灭，土地被夺走，家庭被拆散，家人遭受巨大的羞辱和非人的待遇。

国民党治理南非时，宣布主要城市及众多城镇为“只准白人入内”的城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地方没有黑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城区的黑人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白人。“只准白人入内”的真正含义是黑人只能居住在城市的特定区域，他们若要进入所谓的“白人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如不能出示这样的一本通行证就会被关进监狱。

当曼德拉站在法庭上时，他清楚自己有可能面临无期徒刑乃至死刑，但更明白国民党政府所选择的方向只会让南非黑人的境遇愈来愈恶化。他以其特有的无所畏惧的语气承认了自己的所有行为： “首先我想说，政府认为南非国内的抵抗运动受境外或共产主义的影响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也作为人民的领袖，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全部，我所做的这一切全因我在南非的经历，还有我深感自豪的非洲身份，而非因为局外人所说的那些话。”

非暴力示威被歪曲

1952年，时任“非国大”青年团主席的曼德拉成了组织“不合作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这场大规模运动中，8500多人故意不遵守种族隔离法律。政府对其认定的运动领袖（曼德拉在内）判处了9个月的监禁，缓期两年执行；对“不合作运动”的回应是新立法案，限制民众的示威，但示威并没有停止。1956年，政府抓捕了曼德拉及其他155人，并按《反共产主义法》处以最重的叛国罪。

作为“头号嫌犯”的曼德拉在瑞佛尼亚法庭的审判中回顾这一判决，他这样解释道： “‘非国大’的非暴力政策受到政府的质疑，但是法院之前的裁决就已经认定‘非国大’没有实施暴力政策，并撤销了所有的指控，宣判我们无罪，其中撤销的指控就有‘非国大’寻求创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取代现存政权。南非白人政府一直试图给其反对者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现在，这个审判又提出了这一指控，但我接下来会表明，‘非国大’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南非白人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十分消极。在美国的影响下，他们视共产主义为危险、暴力、亵渎上帝的事物，并试图将任何一名有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人冠上共产主义者或是受共产主义蛊惑的罪名。由于南非大多数人都信奉基督教，政府很容易就能利用宣传机器说服他们，凡是与共产主义有接触的人都是反基督教的危险分子。

为此，许多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不得不忍受着痛苦，向政府证明他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关系。尽管曼德拉一开始就澄清“非国大”从未实行过共产主义政策，但他还是乐于承认自己的组织从共产主义国家那里获得了帮助。曼德拉还清楚地表明，他很乐于学习所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这也是曼德拉富有勇气和开明的一种体现。

沙佩维尔大屠杀

1960年3月21日，南非迎来了一个历史上的转折点，这一天现在是南非的人权日。当日，沙佩维尔一处定居点发生了一场和平示威。警察对没有武器的人群开枪，示威变成了血腥的屠杀，最终导致69名无辜黑人遇害。尽管这次示威是由更为激进的“泛非洲人大会”组织，并非“非国大”组织，但政府还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颁布法令宣布“非国大”和“泛非洲人大会”为非法组织。

曼德拉在瑞佛尼亚的被告席上陈述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与我的同事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不会遵守这一法令。非洲黑人并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参与制定管辖他们的法律。我们坚信《国际人权宣言》的这句话，即‘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威的基础’，要我们接受这一非法法令无异于让非洲黑人永远噤声。”

1960年，南非还举行了一个只有白人参与的公投；次年5月，政府宣布南非共和国成立，正式脱离英联邦。南非黑人前景一片惨淡。

种族隔离早期，南非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政策一一剥夺了南非黑人的权利，世界对此的反应并不强烈。当时，殖民主义在非洲其他国家慢慢褪去，加纳和坦桑尼亚在这之前不久刚刚从英国那里获得了独立；美国国内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再合法。整个世界尚无法想象有南非特色的种族隔离竟会存活下来。

“黑人家园”政策

1961年6月，鉴于国内升级的暴力以及政府通过立法封闭原本合法的示威场所，曼德拉及“非国大”其他成员深思熟虑后断定，这场持续半世纪之久的和平示威运动已经宣告失败。曼德拉与时任“非国大”主席的艾伯特·卢图利还为此起了冲突，他满怀敬意地告诉后者，指导这一运动的非暴力政策已不再起效。不仅卢图利反对，联合国[微博]也不同意这一观点。1962年，联合国成立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南非政府游说以求和平改变，并宣布将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来纪念那些死于沙佩维尔屠杀的遇难者。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不为所动，继续剥夺黑人的权利。政府根据种族分布将原本分配给黑人的13%的土地进一步划分成自治的“黑人家园”，以便让它们最终成为各自独立的“国家”。他们还无法抱怨没有选举权，因为他们大可以回自己的“国家”投票。但这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上百万的黑人根本就无法住在那些依部落划分的“黑人家园”里，13%的土地不可能承受70%的人口。

政府对此心知肚明，也明白多数黑人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永久地居住在这些“黑人家园”里，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一些已存在的部落自治领域为自己宏伟的种族隔离计划洗白，想借助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强制的政治举措剥夺“非白种”南非人的公民权。首个这样的政治实体是特兰斯凯——科萨人传统意义上的家园。1976年特兰斯凯成为独立国家，其第一任首相便是曼德拉的外甥凯泽·马坦齐马。

联合国安理会宣布这些“黑人家园”的独立国地位无效，并号召其成员国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及南非其他类似政治实体的国家资格。“非国大”将“黑人家园”这样的赝品国家视为政府要永久剥夺黑人权利的终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政府所谓的“黑人”是所有其认为的非白人的人种，包括了南非最古老的原著居民——布希曼人、所有混血人种的后代（有色人种），以及在南非的马来亚人、印度人和华人的后代。唯一例外的是日本人，出于贸易的私利，日本人被归为“荣誉白人”。混血儿给立法者带来了麻烦，于是他们又立法禁止不同种族间的通婚。

瑞佛尼亚审判进行期间，“伟大的具有南非特色的种族隔离制度”方才初见端倪，但曼德拉和他的同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制度的可怕后果。当时世界上许多人相信，就制度设计者的脑力而言，种族隔离难以真正奏效，隔离者很快就会满盘皆输。在1960年代初，没有人能预言南非要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要等上30多个春秋。

1961年，已是“民族之矛”成员的曼德拉开始了一项与其他非洲国家军事领导人谈判的秘密任务，他本人也在阿尔及利亚接受了军事训练。他毫不畏惧地告诉瑞佛尼亚审判庭的法官，他一直在学习“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他在学习军事策略时做的笔记都被作为证物呈上了瑞佛尼亚法庭，曼德拉是这样向法官解释的： “如果爆发游击战，我希望能和我的人民并肩作战，一起承受战争的灾难。证物里有我在阿尔及利亚上军事课时做的笔记，还有一些对游击战及军事战略书籍的读书总结。我已经承认这些都是我的手迹，我也承认我做这些研究是为了准备好将来一旦转向游击战我所要承担的角色……我试图将所有游击战的权威审视一遍——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既回头看卡尔·克劳塞维茨的经典，也涉猎毛泽东、切·格瓦拉的著作，或是看有关布尔战争的书籍。”

对人性的坚守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所有陈述都表明了他的一个特点——对普通人性的坚守： “白人会把非洲黑人当成与之全然不同的人种。他们不会视黑人为自己的家人；他们意识不到黑人也是有情感的——黑人会像白人一样恋爱，会像白人一样眷顾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黑人还会赚钱买食物、买衣服、送孩子上学，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曼德拉说，改善黑人境遇的唯一办法就是赋予所有种族平等的权利，而这样合理的诉求却被视为危险的革命言论，认识到这一点的曼德拉对于自己的措辞也十分谨慎： “我们首先要的是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得不到，我们永远都是残缺的人。我知道对于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听上去像是革命言论，因为这样一来选民的主体就成了黑人，所以白人害怕民主。但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害怕成为南非通往种族和谐、全民自由道路上的障碍，赋予人们权利会导致个别种族统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曼德拉的这番话毫无夸张之辞。当时许多人已经死于为生存所做的抗争，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国家的监狱里，死在警察的枪下，或是因为被剥夺了谋生的手段而死去。最后一次公开开庭时，曼德拉做了以下总结陈述，他向人们表明，他已经准备好为了所有南非人的自由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已将我的毕生献给了南非人民的反抗事业。我反抗白人的统治，我也反抗黑人的统治。我珍视民主、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所有人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希望能为这样的理想而活，并使之实现。如果有需要，我愿意为这一理想而死。”

曼德拉和他的七名同案被控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从此，政府便开始着力于让每一个普通的南非人忘掉曼德拉——引用曼德拉的话或是宣传“非国大”的思想即为犯罪。

监狱生涯

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半，其中18年被囚禁在开普敦海岸线外戒备森严的罗本岛。在那些岁月里，曼德拉与其他黑人政治犯一起在采石场上劳动。他每天与那些主要是阿非利卡白人的看守和典狱长接触，慢慢读懂他们的人性和脆弱，甚至还向他们提供法律咨询。看守们也开始尊敬曼德拉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

曼德拉后来说，面对面地与阿非利卡白人交流有助于他后来懂得如何与政府谈判。与曼德拉一起合著自传的美国作家理查德·斯坦格尔说：“曼德拉意识到他和阿非利卡白人看守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南非过去经历的一个缩影。如果他能够与看守取得某种妥协，那么他或许就能够将整个南非带向期许之地。”

尽管许多黑人觉得白人应该“被赶到海里”，曼德拉却坚信，只有全体南非人学会一起生活，整个国家才能成功。他的反抗代表了所有受压迫的种族，不仅有非洲黑人，还有印度人、通婚生育的“有色人种”以及华人。“非国大”的最终目标是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

1985年，南非时任总统彼得·威廉·波塔就告诉议会，政府正在考虑释放曼德拉，条件是他放弃一切暴力形式，并将活动范围限定在他的家乡古努镇。曼德拉拒绝了这一要求，并通过他的女儿在约翰内斯堡索维托黑人贫民区的一次集会上将他的话大声念了出来： 当政府还在禁止民间组织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有可能因为不带通行证而被捕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要请求他们允许我住在城市里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当我需要他们在我的通行证上敲章才能找工作时，他们给我的又算是什么自由？我在南非的每一项公民权都得不到尊重，我得到的又算是什么自由？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谈判。囚犯无权签订任何合约。

获释以及谈判

1982年，曼德拉被从条件恶劣的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的波尔斯穆尔监狱。1988年，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于是被送往医院。出院后他被送进开普敦郊外的监狱。在国内、国际的持续压力之下，波塔总统于1989年与曼德拉开始秘密谈判。当年9月，继任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继续谈判。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将被释放，所有对“非国大”、“泛非洲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的禁令也将一并撤销。

1990年2月11日，度过了27年半铁窗生涯的曼德拉走出了监狱。在妻子温妮的陪同下，他坐上汽车，前往60公里之外的开普敦。沿途是上万名欢呼的支持者，卫星将他走出监狱的画面传送给了全球的观众。

曼德拉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对5万人发表讲话。他向“数百万我的同胞、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为我的释放而不懈呐喊的人们”表达了他真挚、温暖的谢意。

获释之后，曼德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不遗余力地要实现他和其他人早在40年前设定的目标。1991年，“非国大”自被禁之日后首次在南非国内召开全国大会，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而他一生的朋友和同事——一直在海外流亡的奥利弗·坦博——成为“非国大”委员长。

曼德拉率领“非国大”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1993年11月，双方就临时宪法达成一致。这一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曼德拉在1960年代所憧憬的民主：议会制度、《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曼德拉说，这些“总能激发起我的钦慕之情”。

1993年，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表彰所有反对种族歧视、为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们，其中也包括曼德拉的“非国大”同伴和全体南非人民。

曼德拉总统

曼德拉说，监狱给了他“思考时间”。他意识到“思考是处理问题的最重要武器”，而人可以把自己对敌人的怒火转化为同情与和解。

曼德拉后来决定出任总统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他在政治上承诺，新政府会吸纳那些一直反对他的人。他争取的始终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非某个集团——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部落、政治精英——的利益。尽管人们呼吁曼德拉竞选连任，他却决定将自己的总统任期限为一届。这既加深了人们对他的爱，也提升了宪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1994年“非国大”以压倒优势赢得南非首次无种族歧视的选举。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来参加典礼，这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葬礼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曼德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今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和国内外所有庆祝的人一起将荣耀和希望赋予新生的自由。这异常的人类惨剧太过长久，但正是这样的经历哺育出了一个值得全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社会。作为普通的南非人，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务必要造就一个真实的南非，以此来坚定我们对人类正义的信念，增强我们对人类高贵灵魂的信心，维系我们让所有人过上荣耀生活的希望。要实现这一切，我们既要诉诸自己的努力，也要依靠将各自代表派到这里的世界人民的帮助。

曼德拉作为总统的首个任务便是应对南非黑人的贫困和悲惨的生活状况——上百万黑人居住在没有基本生活设施的临时定居点、或用废料搭起来的棚屋内。他任命南非共产党员乔·斯洛沃为内务部长。斯洛沃在5年内建造了100多万幢廉价房。同时，曼德拉启动了“重建发展项目”，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下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项目被曼德拉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用一个更为市场化的政策取代。

曼德拉还在担任总统时就已将日常的政府工作委托给姆贝基，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民族和解和民族重建的浩大工程里。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人们都懂得了诚信的重要性，也懂得了不应因对方观点与己相左而侮辱对方。但是，这些素质却在继任者的治理下丧失了。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掌权的头几年代表了南非民主的“黄金时代”。曼德拉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创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的宗旨是：侵害人权的施暴者可以获得赦免，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自己的全部罪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与施暴者达成和解。

退休和遗产

2004年6月，曼德拉退休，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东开普省的古努镇。这之后曼德拉的公开露面大多限于他所创立的公益组织“曼德拉基金会”的活动。他将10亿兰特（1人民币约合1.6兰特）捐给该基金会以及另外两个有他名字的公益组织：曼德拉儿童基金会、曼德拉-罗兹基金会。

尽管曼德拉去各个国家为世界和平奔走，但在国内，他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治理高发的艾滋病感染问题。2005年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去世。当时的南非对艾滋病还有诸多禁忌，但曼德拉还是公开宣称他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并呼吁南非人对待这一疾病“就像对待普通疾病”一样。

曼德拉在他89岁生日那天成立了由全世界政要组成的“长者会”，会员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为如何“处理世界的棘手问题”提供专家意见。

2009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为了纪念曼德拉的生日，宣布每年的7月18为“曼德拉国际日”。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为个人创立节日。

有证据表明，曼德拉打造透明政府和司法独立的遗产受到侵蚀。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2013年5月接受南非《邮政卫报》的采访时，对南非当前的形势做出了以下评论：“以国家公务员职位换取人们支持的做法很自然。但这么做存在偏袒，也无法任人唯贤，后果是削弱了这个政权。”

无论现在的南非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有一点毋庸置疑：曼德拉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从早期面对部落酋长和福特哈尔校方权威时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到为了理解种族隔离的法律而特意成为律师与之较量，再到做出战略性的决定采用军事战术反抗顽固不化的不义政权，到最终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人道待遇而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曼德拉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

曼德拉凭借着高超的智慧越过了那些本会在其他国家导致战乱的历史沟壑。他有强烈的自尊，这种自尊来源于他年轻时和黑人同胞们一起遭受的伤害。他们的尊严激励了曼德拉的斗争精神。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