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〇三年，居里夫人已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女性了。不久前，她获得了与比埃尔·居里和亨利·贝克勒尔共同分享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报纸上大幅的头条新闻，成千的要求签名留念的信件，无数的讲学的邀请，通过降神术者的“媒介”传来的“死者幽灵”的消息，荣誉，新头衔，新闻记者、摄影师、好奇的人们的来访，等等－－这一切（P212）不受欢迎的事物，都像教堂中做礼拜时对上帝所唱的颂歌那样，铺天盖地而来，落到她的头上。销路广的工业产品的制造商请她为产品赞美一句。一个养马专家，请许可用她的名字为他的一匹良马命名。多年以来，群众的崇拜集中在她身上，她成了社会上最红的人。不过，只有一次是例外。有一天，她到柏林去讲学，下火车时，发现居然没有人围哄上来，她开心极了。原来群众都蜂涌到了月台的另一端，去欢迎和她同车来的世界拳王杰克·邓普赛了。世界第一号物理学家的确不是像世界第一号拳师那样的重要名流。

居里夫人讨厌头衔，更讨厌这种荣誉所带来的麻烦，而且这种讨厌是彻底的。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链条锁住的囚犯，身不由已地被人们牵着参加凯旋大游行。什么博士帽、博士服、头衔奖章之类的东西，到了手就扔在一旁．她只保留一个东西，这就是她倒了霉，不得不作为贵宾出席宴会时桌上的菜单。她说：“这些厚而硬的卡片印成的菜单，用来记下我的数学演算倒是很方便的。”

世界上最谦逊的、鼎鼎大名的男性——爱因斯坦——有一次谈到这位世界上最谦逊的、鼎鼎大名的女性时说道：“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了的人。”

(二)

今日被称为玛丽·居里的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卡，出身予波兰的一个显贵而诚实的农民家庭。她的父母脱离了土地上的劳动而进身到高等教育的清门。她的父亲是华沙高等学校的物理学教授，母亲是卓有成就的钢琴家。玛妮亚(玛利亚的爱称)具有她父亲的智慧和她母亲的巧手的遗传，很早就对实验科学发生了兴趣。但是她的父母不肯让五个儿女中的任何一个去在学习上拼命，因为家里有个肺痨病的根子。只要玛妮亚一心钻在书本里，她母亲就轻轻地将手抚摩着她的头说：“去花园里玩玩吧，玛妮亚。外面多美呀!”

每天晚上孩子们祷告时，最后总是加上一句：“啊，上帝，恢复我（P213）们妈妈的健康吧！”

但是上帝还是将母亲召唤去了。而且现在只有四个孩子了，因为有一个已死于斑疹伤寒。玛妮亚丧母时只有十岁。

斯可罗多夫斯卡太太去世后，家里穷愁交迫，大家围桌而坐，相对歔欷。玛妮亚的父亲由于热衷于想使波兰摆脱俄国沙皇的残暴统治，重获自由，这时丢掉了高等学校的教书位置。他办了一所兼供膳宿的学校，但不太成功。他好像已经难于维持一家生活——需要喂饱四张嘴，穿暖四口人的身体，还要教育好四颗正在发育的小心灵。他无可奈何，便把全部一点积蓄都买了股票作为投资，希望孤注一掷，电许能解决他日益增加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在这场赌博中连本钱也输光了。他失去了一切的希望。

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论聪明和毅力都不低人一等，每一个孩子都注定会摆脱穷困，作出一番事业。这因为，他们都是波兰大地的儿女。

他们有波兰人民的雄心壮志，一个被铁链锁住身体的自由灵魂的雄心壮志。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孩子们，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都是造反者。他们为克服艰难困苦而奋斗，也为反对沙皇暴政而奋斗。每天早晨，玛妮亚步行上学途中，要经过一座塑像，上面写着“献给效忠于皇上的波兰人”——事实上，就是献给那些不忠于祖国的波兰人的。玛妮亚从不忘记向这座塑像吐上一口唾沫。如果有时忘记了，她还要特地转回头去补上这一课——即使迟到学校也在所不惜。

这个英勇的小造反者，不仅在压追者的背后，而且也在他们面前，表示她对压迫的愤恨。在代表外国统治势力的教师们中间，有一个迈尔小姐，是德国派来的教务监督。这个“穿着毡口鞋子，像蛇一般的坐探”，是一个身材很小可是仇恨心却很大的女人。她使她的波兰学生们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个叫斯可罗多夫斯卡”的女孩子。这孩子居然敢以轻蔑的一笑来顶回她的毒骂，而且还不永远满足于只是无言地、轻蔑地一笑。有一天，这个“坐探”粗手粗脚地企图把玛妮亚的不驯服的波兰式卷发拉直，编成德国女孩的传统式（P214）小辫子。可是，白费了力气。玛妮亚的头发，就像她的精神意志那样，拒绝顺从暴君手指的梳弄。迈尔小姐被她的波兰学生的“任性的脑袋和鄙视一切的眼睛”弄得怒不可遏。最后，她叫嚣起来：“不许那样地瞪着我!我禁止你这样眼睛朝下地看着我!”

玛妮亚本是比老师长得高出一头的，这一来，她用甜蜜的声音回答说：“小姐，我没有别的办法呀!”

尽管玛妮亚造反，但她在高中毕业时(一八八三年)，还是得到了一块金奖牌。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一 她的父亲说，现在暂不上学吧，让你到乡下去住上一年，把身体养养好再说。“这个漂亮的孩子，决不可以让她像母亲那样成为肺病的牺牲者。”

玛妮亚高兴地同意了，因为她喜欢玩，就和喜欢工作一样。这样，她就让她的“身心”都来一次懒散的享受了。“我的小鬼，”她写信给一个学校的朋友卡西娅说，“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叫做几何或代数的东西!．．她以在树林中漫游，在网床上摇晃，游泳，钓鱼，打板羽球或羽毛球，或只是躺在草地上看书，来度过了暑天。“这些书决不是什么严肃的著作，我告诉你，它们只是一些荒唐而无害的小说而已。”冬天到了，她就日以继夜地跳舞。啊，那些波兰舞!从日落开始，寻欢作乐的人群轮番起舞，以拉小提琴的人为前导，从一家农庄转到第二家农庄，跳了一夜，又跳到次日清晨，又跳到次日傍晚，一直跳到第三天的日出。在跳舞的人群中，姿态最美而又最不知疲倦的就是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卡。“整个克拉可夫城来的年轻人都请我同他们跳了……漂亮的小伙子……你不能想象我多么开心……在到第三天早上，我们才跳最后的一曲白色玛祖卡舞。”那时，她必须把她的黄褐色皮鞋扔掉，因为“鞋底已经跳穿了……”（P215）

(三)

在一年休假后，她回到了华沙，面对着一个渺茫的前途。她的姐姐波萝妮亚，打算去巴黎大学读书。玛妮亚也想去。不过这时家里连供给一个人读大学的钱也没有，更不用说两个人了。看来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玛妮亚想出了办法。“我去找一个家庭女教师的工作，挣钱帮你上大学。然后，等你弄到一个博士学位后，再帮我上大学。”

计划看来虽然胆大，但居然行通了。玛妮亚在B太太的家里当上了一名“教书的佣人”。这位B太太，既愚蠢又俗不可耐，而且苛刻待人。她点起灯来要省油，而赌起钱来却一掷千金。这个年轻家庭女教师写道：“我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就是连我最恨的仇人，我也不愿看见她生活在这么一个地狱里。”她运气还不错，换了一个工作地方，找到一个多少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家。她的新“主妇”Z夫人，虽然在待人苛刻上同她以前的东家完全一模一样，但并不那么市侩相。“Z的脾气很坏，但还不算是一个坏女人……她的孩子成群，其中有几个倒真叫人喜欢。”

特别是大儿子加西米尔，他是华沙大学的学生，回家度假，看见美丽的小斯可罗多夫斯卡后，就神魂颠倒了，因为她不但谈吐像个学者，而且跳起舞来就是个女神。热情的、敏感的、寂寞的玛妮亚回答了他的爱。

但是，这两个人是谈不上结婚的。加西米尔的母亲拒绝让一个女家庭教师做儿媳妇——这个老太婆忘记了，她自己结婚前也是一个家庭女教师。有一个时期，玛妮亚几乎考虑要自杀。“我把所有的计划都埋葬了，然后忘掉它们，”她写信给一个表姐说，“用头碰墙，墙太厚了，头是碰不穿墙的，……我立意要和这个可恨的世界告别。这损失不大，为我感到的遗恨也将是短暂的……”

但是她终于克服了绝望情绪。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不是那种自杀的类型。她又教起书来，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继续接济在巴黎大（P216）学读书的波萝妮亚。后者则由于妹妹的帮助，又由于天生的忍饥耐寒的本领，总算艰苦地读完医科，拿到了博士学位，和一位医科同学加西米尔’德鲁斯基结了婚，现在已准备好履行她同玛妮亚的协定上她的那部分义务。年轻家庭女教师终于能实现她的美梦，进入巴黎大学了!

(四)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她用法文方式写下她的第一个名字，并在注册簿上，姓名后面写下：科学部学生；年龄二十三岁；头发灰黄色；性格，爱静；能力，特优。在班上，她老是坐在最前排，但是一下了课，就像影子般溜走了。社会习俗过去把她的爱情毁灭了，这个惨痛的经验在她心上生了根，使她现在怕同社会上的人来往。大学生们都称赞她，说她“头发漂亮，眼睛好看，身材婀娜，可惜就是不同任何人讲话”。

四年之久，“她过着僧侣一样的生活。”由于不愿做姐姐的累赘，她一人独自生活。她租了拉丁区的一间六层楼上的阁楼，房钱每月十五法郎(三美元)。楼上唯一的光线来自倾斜的天花板上的一个气窗。房间里既无炉灶，又无自来水。在这样的“牢狱”里，她的伙食只有面包、黄油和茶，难得有一只鸡蛋或一两个水果，而且那已算是奢侈了。冬天，她在一个像玩具那么大小的火炉里加上几块煤，就坐下做数学习题。往往在炉火熄灭后很久，还用冻僵的手指在写在算。然后，差不多要到午夜两点多钟，她才倒在被盖稀薄的铁床上入睡。

有一天，一位同学通知她的姐姐和姐夫说，玛妮亚在她面前昏倒了。加西米尔慌忙地赶到阁楼上去看她，她正在准备第二天的功课。

“你今天吃了什么?”

玛妮亚抬起头来，笑一笑，避而不答。“今天吗?哦，我不记得了。”

“说吧，玛妮亚，不要不讲话。你今天到底吃过什么?”

“哦，樱桃……还有别的……”

最后，她坦白了。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她只吃过几根小胡萝卜和半磅樱桃。不管勉强不勉强，加西米尔总算把她拖到了自己家里，让她姐姐给了她一点东西吃，并强迫她休养了几天。然后，尽管姐姐、姐夫坚决不同意，她还是回到了她的阁楼，照旧过她的饿着肚子读书的生活。

她生活在书本的世界中。生活就是读书。虽然饥寒交迫，但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坚韧不拔的探险家，正在一片陌生的海洋上探索前进。

她希望在前进的征途上，对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能熟悉。物理、化学、数学、诗、音乐、天文——整个苍天和大地，都成了她心智驰骋的园地。但她最感兴趣的，却是她的实验。实验室是她的精巧的钢琴，她把她母亲遗传给她的灵巧的双手放在它的键盘上，不断地用旧的音符弹出新的旋律。

她的教授们都喜欢她，认为她有想象力、热情和技巧，并不断地鼓励她进行新的研究课题。她的成绩使她增加了勇气。有一天，她宣称她要同时在两个方面搞研究工作。她打算同时取得两个学位——物理学硕士和数学硕士。

她成功了。她先通过了物理学硕士(一八九三年)的考试，随即又通过了数学硕士(一八九四年)的考试。

在波兰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后，她回到巴黎，开始了她的第二次恋爱。在她第一次陷入爱河的不幸的漩涡以后，她发誓不作他想，把她的一生献给她唯一的爱好——科学。她已经对男人失去兴趣。

这时，在巴黎，有一个叫做比埃尔·居里的青年。他对于女人，也没有兴趣。他也矢志终身从事科学的探索。

一天，他俩在当时正在访问巴黎的波兰物理学教授柯伐斯基先生的公寓里碰上了。“当我走进公寓时，”玛丽写道，“比埃尔·居里正站在阳台门旁一扇窗前的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事实上已经三十五岁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坦率的表情，以及他高高的个子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没有什么矜持的风度。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想了再说的谈话方式。我也喜欢他的淳朴，以及他既严肃又充满朝气的笑容。我们开始谈论着科学……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比埃尔·居里是一个法国医生的儿子，十六岁时拿到理学士学位，十八岁时拿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当他遇见玛丽时，他是巴黎化学和物理学院的实验室主任。他的造诣已经把他推到法国科学家的前列。他制定了晶体结构的对称原理。同他的哥哥雅各一起，他发现了重要的压电现象——通过压力产生电流的现象。他发明了一种精密测量微电流的新仪表。此外，他还制造了一种高度灵敏的仪器——大家称之为居里衡器——用来检验科学实验的结果。

尽管作出了这么多的成绩，他从法国政府得到的报酬只是可怜的三百法郎(约六十美元)一月的薪金。

靠着这么一点微薄的薪金，他羞怯地向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伸出了求婚之手。坦白地说，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也同样羞怯地接受了。

婚姻是成功的。他们不但是一对天才的伙伴，而且也是一双幸福的爱侣。由于两人都是自由思想者，他们的婚礼也和传统的不同，既没有牧师，又没有律师。蜜月也和传统的不同，两个人在法国乡村作了一次骑自行车的蜜月旅行。然后，他们回到巴黎建立起小家庭，开始了以后将为居里这个名字增光，为一个患病的世界造福的工作。

(五)

玛丽搞家务，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但仍然不放弃她的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习。这时，她发表了一篇有关回火钢的磁化问题的专著，获得了一笔科研奖金。在剩余的时间里，她同丈夫合作，协助他所进行的实验。医生们警告她左肺上的结核性病灶——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家传毛病，并建议她到疗养院去休养。但是玛丽却不肯这样考虑，她太专心于她的实验室工作了。这时，她和比埃尔对亨利·贝克勒尔的实验都发生了兴趣。那位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在检验一种“稀有金属”铀盐时，发现它发射出一种显然能透过不透明物体的光线。贝克勒尔把一种铀的化合物放在一块外面包着黑纸的照相底片上，发现铀的化合物已经透过黑纸在底片上留下放射痕迹。我们知道，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某些奇异光线的穿透力。

这种能通过不透明物质的神秘的穿透力的本质是什么?同时，这种奇怪的能源又从何而来?对于玛丽和比埃尔·居里两人来说，这些问题有着强烈的诱惑力。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值得研究的好题目，是值得写一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

这就是发现和研究镭的故事的开始。啊，平凡的开始，只凭两个人火热的心。玛丽开始时不过是为了走上一条获取普通博士学位的（P220）道路，可是在道路的尽头处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可是这条道路的旅程却漫长而险峻，让人心力交瘁。它使这一对夫妇付出了最高的代价——最大的想象力和最大的勇气——才能百折不回，终于到达目的地。

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就遇到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而他们都一一把它们克服了。化学和物理学院院长派给他们做实验用的是一所破旧的木棚。在这所潮湿而冰冷的工作室里，冬天的平均温度在华氏四十四度上下，这位弱小的肺病患者和她的拓荒者丈夫奋不顾身地进行探索人类尚不知道的领域的实验。用极为可怜的不充分的工具，他们检查了铀的特性，发现这种金属的神秘放射现象来自原子的一种放射性能——这个科学发现，过了多年以后(于一九四五年)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当时，玛丽心中灵机一动：也许铀还不是唯一具有放射性的化学元素，可能还有其他的具有更大的“穿透不可穿透的物质”的化学元素吧!她一定要试试，去发现它……

在这一片未经人类测绘过的汪洋大海里，又开始了另一次大胆的探险。居里夫人将所有的已知的化学元素拿来一一加以严格的试验。不多时，她就发现了她所追求的东西。铀并不是唯一的有那种神秘放射现象的元素。另一元素，钍，也大致相同，具有同样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居里夫人把它叫做放射性——某种光线的活动和穿透性能。

但这只不过是她研究的开始，在对铀和钍的一些化合物的化验中，她还发现了一种远比化合物内所含的铀或钍能发出的射线更加强烈多倍的射线。那么，这种特别强大的射线又从何而来呢?只有一条可能的答案，就是说，化合物中一定还有一种放射性远远超过铀和钍的新的化学元素。可是，已知的化学元素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元素有这样强大的放射性。因此，她作出结论说，一定还存在着一种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新的元素。对，一种新的元素。

这一天，她心情激动地去看她的姐姐。“你知道吗，波萝妮亚，”她说，“我所不能解释的那种射线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发出来的。它就在那里，我要把它抓出来!”

现在，她开始找这种元素了。她是在一种沥青铀矿的矿石——一种铀的氧化物——中注意到这种强烈的放射现象的。那么，这种矿石中就应该潜伏着这种神秘力量的来源。

居里夫人想，沥青铀矿中有放射性的部分一定只占粗矿石的极小的一个部分。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科学家才不曾发现它。于是，这位小心翼翼的年轻波兰科学家，就下结论说，也许这种新的元素只占这种粗矿石的百分之一。如果她当时就发现，她想提炼出的这种新元素，实际上只占沥青铀矿石的百分之一的万分之一，或者说，只占百万分之一，她又该多么大吃一惊!

玛丽和比埃尔一向是在这类研究工作上合作的。他俩已经确知，他们正处在一项伟大发现的门前——可是怎样才能跨过这个门槛呢?他们希望从沥青铀矿石中把新元素分离出来，但这种矿石非常昂贵。它是在德国波希米亚开采的，开出后再提取制造玻璃时需要的铀盐。一吨沥青铀矿石的价格根本不是居里夫妇能够买得起的。这好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推理说，假如这个新元素存在于沥青铀的矿石中，但又不同于铀，那么它一定可以从已经把铀提炼出来的沥青铀矿的剩余部分中找得到。这种剩余下脚是几乎一钱不值的。居里夫妇可以拿到大量的这种下脚，只需要付出比运输费略高一点的代价。

这样，这一对“古怪”的科学家，就开始订购成吨的“垃圾”，运到他们的木头房子里。大家看了都好笑。当每批“垃圾”运到后，他们夫妇就将它们一铲一铲地往一个烟囱已经生锈的旧铁炉里面送。四年之久，他俩一直像汽轮上火舱里的一对司炉工，始终不停地铲呀、铲呀——毒烟呛得他们既咳嗽又喘气。他们忘了什么是舒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从这种金属的熊熊烈火中把新元素的秘密发掘出来。

最后，他们发掘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秘密。他们发现了两种新元素——一种他们取名为钋，以纪念玛丽的祖国波兰，另一种他（P222）们取名为镭。

钋的特性已是够惊人的了，它的放射性比铀强得多，可是镭的特性却堪称为世界的第八大奇观，因为它的放射力比铀大百分之一百五十万倍。

(六)

通常，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是要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去亲领的，可是居里夫妇却难以作这次旅行。他们身体都太差了。他们仍然安静地、朴素地、谦虚地做他们日常的工作，生活还是那么艰苦。他们把所有的奖金都用到准备做的实验上，而对于一切个人利益则愉快地置之度外。当镭的治疗价值被肯定后——证明它对癌特别有效——朋友们劝他夫妇把提炼镭的过程取得专利权。对于居里夫妇来说，这个办法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因为镭的价格约为十五万美元一克。但他们拒绝了。“镭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它是属于全世界的。”

他们不但拒绝接受利润，也拒绝接受荣誉。他们向人们所要求的，仅是一所可以进行实验的好房屋。巴黎大学的教务长写信给比埃尔，告诉他说，文化部长已提名给他法国荣誉勋章。在玛丽的赞同下，他回信说：“请代我向部长致谢，并请转告他，我丝毫也没有领取什么勋章的愿望，但我却迫切需要有一个实验室。”

有一回，比埃尔真的答应把他的名字搬出来作为表彰对象。他的同事们一定要把他提名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与其说是为了这个荣誉本身，不如说这样做可以顺水推舟弄到一个巴黎大学教授的席位。同时为了这个席位，也就有了实验室。

很勉强地，他一一拜访了科学院的所有院士。习惯规定，候选人必须进行这类访问，以便把自己能进入科学院的资格“鼓吹一番”。一个巴黎的新闻记者这样地描写比埃尔·居里参加科学院“竞选”的情况：“爬楼梯，按门铃，介绍自己的姓名，说明来意——这一大堆令人不快的动作已经叫他惭愧得无地自容了。但是更糟的还在后面：他必（P223）须历数自己拿到的头衔，进行一番自我吹嘘，并炫耀自己的知识和造诣——对于他来说，这简直都是人类所无法忍受的刑罚。结果呢，他诚恳地并且详尽地表扬了他的竞选对手，说对手阿玛加特先生比居里他自己更适合于进入法国科学院……等等。”

法国科学院选中了阿玛加特先生。

对于逃避荣誉，比埃尔·居里是很成功的，玛丽也不落后。她的避免引人注意的化装方式很简单，这就是对自己不加修饰。人们一眼看去，谁也不会猜想到这位穿着普通黑色衣裙的年轻农妇模样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一天，一个到处寻访居里夫妇的美国新闻记者，听人说这对夫妇正在不列颠尼的一个叫做波尔都的渔村里度假。记者到了这个村里，便找到了居里夫妇所住的村舍。在村舍外，他看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妇女，赤着脚坐在门前台阶上。

“你是这所房子的管家吗?”

“是的。”

“主妇在吗?”

“不，她在房子外面。”

“你想她会很快就回来吗?”

“不会。”

这个记者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又问：“你可以告诉我一点关于你的主妇的个人情况吗?”

“无可奉告。只有一点：居里夫人叫我转告记者先生们，少打听些关于个人的私事。多打昕些关于思想的问题。”

（七）

最后，比埃尔·居里还是进入了比他大为逊色的那些人物的社会，从而更遭到那些人物的忌妒。“我发现我参加了我本人并不愿意参加的法国科学院，而科学院也并不愿意我参加。”（P224）

在同这些人物开过几次会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今还没有发现科学院究竟有什么作用。”

然而它总算起了一点作用——使居里当上了巴黎大学的教授；同时，大学也提供了一所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居里夫妇的毕生愿望就要实现了。

一九〇六年四月的一个雨天早晨，比埃尔离开家门，走访他的出版公司。几个小时后，人们把居里的尸体抬送到玛丽面前。他在滑溜溜的街道上跌了一跤，一部载重货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玛丽的幸福到此结束，可是她的工作并未中止。她接受了巴黎大学的聘书，接替了她丈夫的教授职位，成了法国历史上高等学府中的第一个女教授。她在比埃尔的新实验室里进行她的实验，成为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她照顾她的孩子们。她写出关于自己的研究的论文。每天晚上，就寝之前，她把她的思想写成一篇亲切的汇报，献给她的亲爱的亡人。她仍然把他看成尚在人闯。

“我成了你的这个岗位上的继承人，亲爱的比埃尔，也继承了你教的课程和你指导下的实验。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我的比埃尔，我无休无止地想念你。对你的思念，使我肝肠欲裂，使我濒于丧失理智。我不能理解，没有了你，我今后又如何活下去……”

“我的小比埃尔，我要告诉你，金链花现正盛开，紫藤花、山楂和蝴蝶花也在初放。你一定会欣赏它们的……”

“我不再爱太阳，不再爱花。看见了它们，我就难过。在阴暗的日子里，就像你离开人世那天一样，我反而觉得好过些。然而，如果我还没有学会恨晴朗的日子，那只是由于我的孩子们需要它罢了……”

她挺起胸膛，活了下来。这是为了她的孩子们，也是为了人类。多做些工作，减少些人们的痛苦。一九一一年，她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她接受这笔奖金是为了扩大她研究的范围。发挥镭的治疗能力——如今成了她生命中追求的最高目的。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她组织了并亲自率领了一批x光小分队，为伤兵服务。她奔波在法国的东西南北——一个救死扶伤的天使，面孔美丽而惨白，双手由于酸的侵蚀而伤痕累累。

“尽管疲劳、痛苦和忧愁，但她总是给人以温和的言词和鼓舞的一笑。”

伤兵们看见庞大的x光机器有点害怕，问道：“会叫人痛吗?”她总是回答说，“一点也不，就像拍照那样。”

战争结束了，旅行，荣誉，谈话，勋章，演讲，宴会——以及劳动和忧伤。直到临终，她依然把追求物质利益看成是“不可救药的蠢事”。

她说：“科学家不想要财富，他们也不应拥有财富。”

现在，她的梦已经接近醒的时候了。有一天，她从实验室回家时，自言自语说，“啊，我多么疲倦呵!”次日，她已经不能起床了。医生们来看她，但诊断不出她生了什么病。它有点像感冒、结核、恶性贫血，但又一样都不是。只是在她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她的病的真正性质——“镭中毒”——由于一生所受的过量辐射而逐渐形成的内脏损伤。

居里夫人终于以身殉职。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亨利·托马斯《科学家的生活》，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1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