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帕斯卡有一次说过，世界的整个面貌曾经因为克娄巴特拉女王鼻子的形状而发生了改变。几乎两千年以后，另外一个人的鼻子的形状，又几乎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在一八三一年秋天的时候，年方二十二岁的神学院学生，查理·达尔文，正准备作为皇家航船“猎兔犬号”上的一名没有薪金的博物学家，远涉重洋。但是，“猎兔犬号”船长菲茨罗伊不大想叫达尔文随船同去，因为他根据达尔文鼻子的形状，断定这个年轻人“既无才智，又缺乏精力”，是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的。

如果达尔文真的没有搭上“猎兔犬号”这条船的话，他极可能就担任了牧师圣职，而科学也就极可能会丧失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人类进化的历史。但是，菲茨罗伊船长总算改变了他对达尔文鼻子的形状的看法，而达尔文终于搭上了“猎兔犬号”这条船。就人类知识的进步而言，这件事实在是很幸运的。因此，这位青年神学院学生就此踏上了另外一种宗教的冒险事业的征途。他开始发掘和解释写在有关生物的那本《圣经》中的上帝的语言。他从神学(上帝的研究)的课堂毕业，取得了人类学(人类的研究)的“祭司”职位。他这个“祭司”把一生献给了他的人类同胞，使他们熟悉他们自身由低级境界进入到万物之灵的那段故事——那段史诗般的，但是还远未完成的历程。

(二)

达尔文生于英国的舒适伯利，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个巧合，使他的一位传记家，把他看成是“将人类心智从愚昧无知的镣铐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正如林肯是将人类身体从奴隶的桎梏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一样。”一八〇九年那年，天才像天上的陨石一般大量降落到人世，达尔文，林肯，格莱斯顿，肖邦，孟德尔逊，爱伦-坡，丁尼生，奥里弗·温德尔·霍尔姆（P105）士和伊莉沙白·巴雷特·勃朗宁——只举这少数几个名字就够了。上述这些“人类的优秀儿女”之中的每一位，都对人类世界的永恒之美和高贵品质有所贡献，而达尔文的贡献可以说是不下于任何人的。

达尔文的父母双方都有优秀的遗传。祖父，伊拉士谟士·达尔文，是一位博物学家，以写过一篇题为《植物的恋爱》的诗和一篇题为《有机体生活的法则》的散文而知名。他的外曾祖父名叫约西亚·韦吉伍德，是著名的韦吉伍德陶器制造厂的创办人。因此，在达尔文的家族中，出现对于文艺和科学的浓厚兴趣，是不足为奇的。

当还是一个孩子时，达尔文就很斯文，喜欢沉思，对环境观察敏锐。甚至危险当头，在恐惧中他还是不放弃他的观察。有一天，当他穿过舒适伯利的古代堡垒散步的时候，他像平常一样陷人了沉思。他心不在焉地一味向前，一脚踏了个空，从城垛上直跌下去——他相信自己是必死无疑的了。但他的神智仍是清楚的。所以，此事反倒成了这个有科学头脑的小伙子所做的一次有趣味的实验。他写道：“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毫未预料到的跌下去的一刹那间，在我头脑中闪过念头的数目却是惊人之多。这一切好像和生理学家们所提出的，每个念头需要可观时间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从最小的时候起，达尔文就养成了独立观察事物的习惯。他喜欢搜集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小石子、贝壳、钱币、雀蛋、花朵和虫子。他很少捕捉活的虫鸟，而宁愿找已死的。因为他认为亲手弄死它们是不对的。但是，他的那种小孩的天真逻辑却认为，用枪打死一只小鸟，特别是从远处打死它，是不必感到难受的。有很多年，他一直以打猎为乐，可是有一次，他看见一只受了伤的鸟的挣扎，心中不禁怦然而动。此后，他就决心再也不仅仅为了娱乐而虐待或杀伤任何生物了。有一位古代的哲学家说过：“善良的心，只不过是生动的想象力的别名而已。”

达尔文的善良来自他的母亲。但是他没有多少机会了解他的母亲，因为他八岁时母亲就逝世了。他的父亲，罗伯特·华林·达尔文医生，是一个心情开朗而又能干的人，身材魁梧得像座大山，体重三百五十磅左右。用他的儿子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还不足以了解他自己儿子的性格。他认为，儿子查理是一个一无所长的浪子，命中注定他是会“用无穷无尽的破烂货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的”。为了把一些“陈旧的常识”灌进他儿子的脑袋里，老达尔文博士把儿子送进一所古典学校。但年轻人并不用心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相反的，他却在他父亲的花园里搞起一个秘密实验室，开始同化学和物理打交道。在同学和老师们的心目中，这些简直是“一个精神失常者干的勾当”。同学们给他起个绰号叫“吹牛”。校长则认为他无可救药，是一个乱来的家伙。他的父亲由于对他的实验和“捉老鼠”的活动厌烦至极，就把他从古典学校领出来，送到剑桥大学去学医。

开始，达尔文并不太反对继承父亲的那个行业。但是药物学课程很快就使他觉得枯燥乏味。至于解剖学课程，他发现“听起来简直可怕”。说实在的，他的慈悲心肠使他受不了外科手术示范。有一天，看到医生对一个小孩施行手术，他就从那间半圆形的手术室里逃了出来。当时，开刀还不用麻醉药物，那天那个小孩痛苦的哭叫声，很多年之后还萦绕在达尔文的耳边，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对于达尔文的父亲来说，很清楚，他的儿子不是当医生的材料。因此他设法使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幼年时候，达尔文就表现出明显的宗教倾向。每天早餐后去学校前，查理总要祷告一番，求上帝保佑他不要迟到。但是老达尔文所忽视的却是：达尔文早上起得太晚，以致他有必要做祷告。这个年轻人从来不属于能适应正规学生生活的类型。就这样，有三年的时间，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必修课程中，悠哉游哉地混了过去，正如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这是在做祷告，酗酒，唱歌，和女人调情，以及玩牌中可悲地浪费掉的三年。”

但是，正是在剑桥，达尔文才遇见了著名科学家普鲁弗索·亨斯陆教授。他能作为一个博物学家搭上“猎兔犬号”这条船，就是由于亨斯陆教授的推荐。达尔文总算运气不错，有一个很有钱的医生老子，可以满足他的“不切实际的心血来潮的幻想”。至少，在达尔文为了寻（P107）求科学真理所作的那种“无利可图的”努力中，是不会因经济方面的顾虑而受阻的。

(三)

在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这五年间，“猎兔犬号”在海洋上的航行使达尔文受益匪浅。他体会到“地球是圆的”，并且亲眼看见了“生活在它上面的蓬蓬勃勃的生命的种种神秘。”用一个科学家的精确性和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一个诗人——他搜集和观察了生命这块中国七巧板似的零星碎片并加以分类，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成一幅包罗万象的、可以理解的整体布局。

但是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关于他的调查研究将会把他引到什么方向去的具体概念。像每个真正的观察者一样，他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事实开始。他辛辛苦苦地研究，用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他所积累的大量事实，经过客观的检验，只能指向一个理论——进化的理论。

对于达尔文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是一个包含着很多未知数的数学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几何学原理，而不是一件人们一定会欣赏的艺术作品。他坦率地说，在幼年时，他就失去了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爱好。但是在科学中，他发现了铸刻在文学、艺术和音乐这块金币背面的东西。

达尔文还有一样比他对科学的热情还要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于人类同胞的热爱。有一次，“猎兔犬号”正在巴西海岸停泊，他看见一群逃跑的奴隶，其中有一个黑人老妇人，为了逃避追捕者，宁愿跳下悬崖而死。达尔文说道，“如果她是一个罗马贵妇，这件事就会被称为对自由的崇高的爱；可是对于一个可怜的黑女人来说，这充其量也不过被看成是一种蛮抗罢了。”

奴隶制度的野蛮，使达尔文感到无限的憎恶。他在“猎兔犬号”航海日记中写道，“在靠近里约热内卢的地方，我同一个老太婆对门而（P108）住。她有一种刑具，这是一副专门钳年轻女奴隶手指的螺丝钳。在我们住的一家中，有一个年轻混血种的黑女奴，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挨打挨骂，她受虐待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即使是最低等的动物也难以忍受。”在美国内战前二十年，他所表示的对奴隶制度的深恶痛绝，就和美国废奴论者的言论同样激烈。“所有对奴隶主们心慈手软，而对于奴隶则冷酷无情的人，好像从未设身处地替奴隶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前景，甚至连改变的希望也没有!设想一下，有朝一日，如果这种情况落到你的头上，你的妻子儿女(大自然让奴隶也把妻子儿女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被人从你身边强行拉走，像畜生一样拍（P109）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人!而这种行为，——威廉·劳埃德·加里逊的鬼魂也会说——却是自称爱他们的邻居如同爱他们自己一样的那些人们，是自称信仰上帝，自称每天祷告上帝，愿上帝的旨意在大地上实现的人们干出来的，而且还为之辩护!”

在达尔文的一生中，他的心中总是想着人类所受的苦难，正如同他的眼光总是盯着人类起源的秘密一样。

达尔文的多情善感的心肠和善于观察的眼光，却偏偏寄托在一个虚弱的身躯上。达尔文继承了他父亲的躯干，可是精力却远不及乃父。他在“猎兔犬号”上的这次旅行，由于严重晕船，竟成立一次苦难的历程。除了健康本来欠佳以外，这次旅行的折磨甚至也可以把一个比达尔文体格强壮得多的人拖垮。因为船上的粮食既不够吃，又不堪下咽。作为“他从船上吃了有毒食物”的结果，达尔文一直到去世前还经常患阵发性的呕吐病，身上也常常出现难以忍受的寒战和难以忍受的高烧。在为了寻求科学资料而访问过的低洼的沼泽地里，他曾多次被毒虫咬伤。在深入原始森林的探险中，他有几次一连几天未喝一口水。由于这些日积月累的艰苦生活，他旅行回来时已经是一个累垮了的人。

但是，一个热衷于科学冒险事业的人，往往也是一个热衷于另外一种冒险事业(它的要求并不比前者低)——婚姻——的人。回国后不久，他就和他的表妹爱玛·韦吉伍德结了婚，买了一所有着宽大花园的乡间住宅，定居下来，生了十个儿女，而且没有忘记继续寻找“他们的真正的祖先起源的秘密”。

作为他对于人类祖先起源的探索的第一步，他编写了在“猎兔犬号”旅程中各种发现的故实——这是一部科学研究著作，但读起来却像一本动人的浪漫小说。因为，当达尔文写这一切时，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他所看到的真的东西清楚地告诉别人。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一句话：“老老实实，简单明白。”达尔文说：“金科玉律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永远用一个短而老的撒克逊字。像这类句子‘正在生长中的植物是这样地纯然依赖特殊的形态学上的趋势’，我听起来就不像好（P110）的土生土长的英语——它简直需要重新加以翻译一次……而我认为，为了使文章风格达到一清如水，费再大的气力也不为多。什么辞藻、雄辩，都见鬼去吧!”

为了使自己的风格一清如水，他真的花了很大的气力。他发现写一篇好文章确实很难，因此只有在坚韧的决心之下，他才能够锤炼出一种平易近人的，不枯燥的风格。“坚韧不拔”，这就是他钉在书桌上方一张卡片上的几个字。

他遗憾地认为，他对诗没有什么兴趣。其实，他的《“猎兔犬号”旅行记》就充满了诗一般的词句。例如，读一下他对巴西的描写：“这片土地是一个广大、荒野、颇欠整洁但草木繁茂的温室，大自然创造它本是为了自己，而人类却占有了它，用一些鲜艳的房屋和齐整的花园加以点缀。”达尔文说，他一看见这个国度就使他陷入“一阵旋风似的欣喜和惊奇之中……橘柑树、可可果、棕榈树、芒果、蕨树、香蕉等的种种形状，都给人留下了清楚和各别的印象，尽管把它们溶化在一起成为一幅完美图画的姹紫嫣红、千芳万艳总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可是它们如同儿时所听过的故事一样，却将在人们心中永远留下一幅虽不清晰但却无限美丽的图像”。

即使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猎兔犬号”旅行记》读起来仍然和《天方夜谭》里的冒险故事一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可是达尔文的下一部书，一部科学教科书，却更有纯粹科学的性质。它研究了藤壶的性质和习惯。这种奇异的海上小动物，“它的头部倒立在它的壳的底上，并用足将食物踢进嘴里。”达尔文用了八年写这本书，而这八年也许是达尔文一生最忙碌的时刻。在用了这么长时间搞这一个专题的过程中，达尔文把藤壶的一股顽强劲头也吸收到他自己的性格中去了，好多朋友讽刺他将这么多的精力用在那么无利可图的一项工作上。但他却开始赢得一个杰出的博物学家的声誉。他正在为准备写出他的毕生巨著而锻炼他的心智方面的“筋骨”。

因为，这多年来，达尔文一直在逐步地搜集资料，小心翼翼地用他的批判的心智加以筛滤，从而建立起他的关于《物种起源》和《人类（P111）起源》。的学说。

(四)

进化学说并不是达尔文首创的。在基督时代以前几千年，中国史书的作者已经有一种启蒙的想法，认为人类是从低等动物发展而来的。在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三四二至前二七。年)和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士(公元前九十六至五十五年)手中，这个观念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随着基督教的到来，上帝创世的故事取代了进化的学说。直到达尔文的时代，这个学说才得到新生，并被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当达尔文准备发表他的进化学说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觉到他自己“就像一个行将杀人的凶手”。因为他正要把关于人和上帝的传统观念一刀砍杀。他预计所有的人都会对他白眼相待。达尔文给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教授阿沙·格雷写信说，“作为一个老实人，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已经得到这样一种异端的结论，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所谓独立创造出来的物种……我知道你会因此而藐视我……”

他的天才使他作出这个伟大的发现，而他的老实态度则使他觉得，如果他不将这个伟大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也是不会安宁的。所以，他觉得有责任去斩掉一条古老的教条，以便重新建立起他认为是更古老一些的一条真理。

但是，如果一定要开杀戒的话，他也是带有不忍之心的。在任何一点上，他都保持高姿态，不作唇枪舌剑的争吵。他只简明地申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攻击另一方。事实上，他对哪一方面都不表态，——他仅仅提出事实而已。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或动摇任何人的信念。“让每个人希望和信仰他所能希望和信仰的吧!”他自己则相信，人类是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而不是从文明堕落到野蛮的。他认为，这种信念不但合情合理，而且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进化学说奠定了他自己的《新约全书》的基础——这是一部关于人类进步的《圣经》。

早在一八三九年，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二十年，他已经以一种（P112）暂定提纲的形式，初步形成了关于这个进步的理论。在一八四二年。他将这个提纲扩大成一份三十五页的节略。到了一八四四年，他又把它进一步写成二百三十页的一册手稿。但他并没有把这本手稿付印，与一般读者见面，而是用了十五年时间继续验证他的材料，尽力在自己的说理中找漏洞，而且一再地多次地检查核对他的结论。终其一生，达尔文总是他自己的最严格的批评者。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能够预见到后来他的对手们对他所提出的，几乎是所有的反对意见。

直到一八五八年，达尔文才终于准备好发表他调查研究的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当他对即将付印的手稿作最后的润色时，有一天早晨醒来，达尔文忽然发现，另外一位科学家已无意中捷足先登，抢了他的头功。事情是这样的：该年的六月十八日，达尔文收到了他的友人亚勒斐·罗素·华莱士寄来的一份有关进化问题的创造性的论文，附带还请达尔文对这个理论的能否成立给予坦率的批评。当时，华莱士正住在地球的另一面——马来亚。他完全不知道的是：达尔文早就发现了物种起源这个观念，而且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一直不声不响地同这个观念打交道。

因此，才发生了他要求达尔文向全世界介绍他——华莱士——是进化学说的创始人这样的事。华莱士是全然无辜的。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达尔文又怎么办?华莱士的这篇论文，可说是达尔文自己在同一问题上所作的结论的一色一样的一个复本。“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惊人的不谋而合了!”达尔文在他给著名的地质学家赖耶尔博士的信中这样地惊呼着。“即使华莱士手中有我一八四二年写的那份节略，他也不可能把他的那篇论文写得更出色一些。”

达尔文起先的想法是自己退避三舍，而把发现的全部功劳归之于华莱士。“我宁愿将我的全书付之一炬，”他说，“而不愿华莱士或任何人认为我达尔文待人接物有市侩气。”可是，赖耶尔博士却坚持认为，为了正确对待自己，达尔文也应立即发表他自己的观点。赖耶尔相信，只要华莱士知道达尔文已先于他在二十年前就做出这项发现，（P113）他是会愉快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的。

最后，达尔文同意将这个理论作为华莱士和他自己的共同研究成果向英国的林奈学会提出。而华莱士不愿在谦逊大度方面落在达尔文之后，也宣布说，“由于偶然的幸运，”他华莱士才得以在“应该单独归功于达尔文的一次发现中”荣膺了一席。

历史上一场最引人注目的纠纷，就这样结束了。在这场纠纷中，对立的双方都试图以牺牲自己一方的利益来为对方增光。

现在这个学说既已向科学界宣布，达尔文就加快了步伐，准备把他的手稿公开出版。这书的第一版是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行的，书名很冗长：《由于自然选择或由于在生存竞争中最优种系的保存而形成的物种起源论》。

这本“用大量的科学资料将亚当、夏娃和伊甸国的故事一扫而空”的书的大意，可以简述如下：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断地产生着无限度繁殖的生物。可是，食物的供应却是有限度的。同样，可资利用的生存空间也是有限度的。结果是，一切生物之间都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亦即是永恒的生存斗争。最能适应环境的就能够生存下去，而其他的就注定要灭亡。进化论者把这个过程称之为“适者生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也不断在变化——沧海变成桑田，峡谷变成高山，冰河时期变成气候温和时期，等等。在这些变化中，生物也必须随之变化，就是说，从一个种类演化到另外一个种类，以便能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这种进化发生的过程就叫做自然选择——这也就是大自然对于能促使物种生存的诸物质的选择，以及她对于在新环境中已不再是生存所必需的诸物质的淘汰。

概括而言，这就是进化的全部理论。生命的无限度的繁殖，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导致生存竞争，也导致适者生存，结果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个物种发展到另外一个物种的演变。根据这个理论，人类离开所谓的低等动物，只不过是一步之差。达尔文就用他的下一本书《人类起源》——说明了这一步之差。

赞成或反对达尔文的人们一般都认为，从猿到人的理论是达尔（P114）文搞出来的。其实，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他相信，人和猿猴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史前时代的共同祖先(现已绝种)进化而来。换言之，猿猴并不是我们的祖先，而只是我们的远房表亲。

根据达尔文的说法，人类是地球上动物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类是通过适者生存的法则而取得对其他动物的支配地位的。达尔文所用的“最适合者”一词，不一定就意味着强大或最残酷无情，而只意味着“最能适应”。的确，在低等动物中，自然选择采取了通过体力斗争来进行淘汰的形式。但是在人类的领域内，个人之间的斗争却逐渐为社会合作这种进步形式所取代。自私自利让位于互相帮助，尽管我们看到有时会出现倒退现象，例如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一瞬即逝的胜利，但是文明的法则终于在弱肉强食的原野上，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迈出了它的第一步。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接受教训。它使我们明白，保证个人生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整个人类的友好合作而努力。

达尔文相信，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不是一个堕落了的天使，而是一个正在进步的野蛮人。他走的道路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是和其他动物能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他和世界上其他走动着的、呼吸着的和为生存而斗争着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在生命进化的序列中，他仍然应该被列为一个动物。但是，他却是一个能无限热爱他人的动物。

(五)

也许，达尔文的生平就是他的进化学说的最好的证明。他的对于人类的热爱好像是与年俱增的。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人们也乐于接近他。他的蓝灰色的双眼时时流露出同情和了解的神色。达尔文的脸是如此和蔼，以致第一次访问他的陌生客人，在见过他后，眼里往往带着喜悦的泪水走出来。有很多亲密的朋友，则从达尔文的温雅的性格中，觉得受到了“永恒的祝福”。因为，对达尔文来说，友谊是人类最大（P115）的幸福。“讲到名望、荣誉、享乐、财富等，”达尔文在一封信中说，“如果拿来和友谊的热情相比，这一切都不过是尘土而已。”

达尔文对人热情的这种性格，在对待反对他的人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不论他的对手如何咒骂，达尔文从来不口出恶言、反唇相讥。相反，他总是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善言相谢。因为，达尔文说，他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弄清真理，而在寻求隐蔽着的真理时，“两个头脑总比一个好。”任何时候，他都勇于承认他的论证当中有薄弱环节。只要对方的理由更具有说服力，他随时准备承认失败。“假如我错了，那末越快给我当头一棒，越快把我打倒，就越好!”

无论是对待他的论敌，还是对待他的合作者，他总是一视同仁，从不盛气凌人。终其一生，他的作风像一个谦虚的助理，而不像一个人家得听他的大师。他对实验室里的一般工作人员以及干那种枯燥无味工作的资料员等一这些“科学工作方面的雇佣工人”——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给了他不可估量的帮助。不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多么低，达尔文也不会看轻他。在他的眼中，他的佣人们，就像他家庭的成员一样，都赋有同样的尊严——同为人类社会成员的那种尊严。

达尔文拥有一个超人的真正标记——那种不妄自尊大的老实态度。有一天，格莱斯顿访问了达尔文。这位首相离去后，达尔文说：“格莱斯顿先生好像一点也不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伟人，在和我谈话时，他就好像是和我一样的一个普通人。”当有人把这话告诉给格莱斯顿时，后者回答说：“我对达尔文先生的感觉，是与达尔文先生对我的感觉一样的。”

对于全人类，实际上也就是对于整个大自然，达尔文的感情倒有点像释迦牟尼。达尔文在谈到一草一木时，好像把它们都看成了活的东西。当达尔文试图将一片草叶浸在一盆水里，而草叶由于浮力偏偏要上浮时，达尔文就要责备它，说它“耍聪明!”当他对某些实验中的植物种籽的行为感到困扰时，达尔文就说：“这些小要饭的，它们偏偏干我不要它们干的。”他总是把每一棵植物都看成是有人格的活体。他欣赏鲜花的美丽，这使他“心旷神怡”，因此他对鲜花表示感谢。达（P116）尔文往往喜欢触动一下含苞待放的花朵，流露出一个圣人对万物的无限深情和一个婴儿对大自然的天真无邪的仰慕。

达尔文的性情像基督，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至于我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有什么上帝的启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自认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说，他很难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他很有把握说他相信人类。“我相信在较远的将来，人类将会成为一种比今天更为完美的动物。”关于灵魂不灭的问题，他说，他也是一个不司知论者。“关于灵魂不灭，”他说，“整个问题都不是人类智力范围以内所能解决的……但是人还是可以做他应当做的。”

在他看来，他应当做的是：为了带给他的人类同胞更多一些的光明，他应当责无旁贷地把一生献给劳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双重巨大障碍下劳动的：他的财富使他的艰苦劳动成为不必要，而疾病对他的折磨，则使任何劳动都几乎成为不可能。但是，由于他自己的坚强和他的妻子对他的温暖，总算克服了这重重障碍。他歌颂爱玛。达尔文的不朽，说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妻子”，为他提供了“能够承受重担，得以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这样一个条件”。虽然她虔诚地信仰英国国教，但她仍然同她的不可知论者丈夫并肩战斗。她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步子，以适应她半病废丈夫的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她鼓励他，但从不催促他。她关心他的实验工作，为他修改排印出来的清样，并且选用警句来加强达尔文的论证的说服力。特别是，当他由于毛病发作而感到非常痛苦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地对他备加看护，以致达尔文常对她说：“像你这样照顾我，使我觉得即使生病也几乎是值得的!”

但是达尔文也不曾辜负他的妻子。他对他妻子的淀情周到的体贴不下于他妻子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的夫妇生活就像一幅美丽而和谐的图画——而这也在他们子女们的性格上得到了反映。养马的人常说，千里马之所以是千里马，因为它是纯种。。达尔文的一家也都是纯种。他一家人都是在最优秀的英国传统——愉快的风格、宽宏的气量和相互尊重的态度——中培育出来的儿女。（P117）

尊重别人的那种意识，也就是善于对别人的感受加以同情和体谅的那种习惯，构成了达尔文的性格的基调。当他赴伦敦作最后一次访问时，已经七十三岁了。有一天，他走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门口，忽然感到一阵晕眩。朋友不在家，但开门的佣人却注意到了达尔文的神色，就请他进去休息一下。

“请不必麻烦了，我可以找一部马车送自己回家。”于是，这位处处为人设想的老博物学家，就从门前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有三个月之久，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最后那一天的到来。“我一点也不怕死，”他说，“我难过的只是，我已经没有力气把我的研究继续下去了。”

他的死成了全世界对他进行谴责的大合唱的一个信号。他的敌人们要把达尔文“死不改悔的灵魂”送下地狱。但是一位英国老太太却抱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达尔文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她说，“但是，上帝以慈悲为怀，他还是会饶恕达尔文的。”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亨利·托马斯《科学家的生活》，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1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