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联考写作论证有效性分析一篇关于古代廉政建设的文章。廉政建设亦是吏治，从秦始皇的三公九卿到汉武帝的中朝外朝，从盛唐的三省六部到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历朝历代都在官僚管理上下足了功夫，但总是不尽人意。希望本文可以给童鞋们带来一些关于有效管理的思考。

阅读任务：细读本文，发现传神之处，在下方评论处写30字左右总结。

宋仁宗在位，首尾共为四十二年(1022—1063)，正居于北宋一代的正中间。庆历共八年(1041—1048)，又正居于仁宗统治的正中间。在这期间，国境之内已经发生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和兵变事件，西夏又与辽互相配合，对北宋构成了极严重的威胁。辽于1042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即瀛、莫二州)，使得北宋朝廷一度陷于张皇失措的情况下，结果派富弼出使，以增加岁币二十万(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而告结束。

王安石在嘉嘉佑四年(1059)所上《言事书》中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的窘态，在这时已经毕露。这使得宋仁宗也深感内外交迫的严重性，便把当时深孚众望的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召人政府，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朱熹曾说：“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

又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吴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朱子语类》卷129《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又说：“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同上书卷一三o《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范仲淹在接奉手诏之后，奏进了一道《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其首段有云：（P62）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其下他就把他所认为可以“端本澄源”的，列举了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日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其中的前五项，全是关于澄清和改善吏治的问题。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

正是吏治的问题，才是既得权势、地位的阶层最切身的问题，必然会遇到极大阻力。而在这几项政令发布推行之后，果然就遇到了。反对者造谣中伤，谤议日甚，最后便说范、韩、富、欧阳等人结为朋党，构成了宋朝的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的下半年，他们都被排斥出政府，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随之而一一宣告废罢。

单从表面现象看，庆历新政的失败，似乎并非由于抵触了宋朝的某种家法之故，仔细加以推考，却也不然。

宋太祖在夺得政权的第三年(962)的九月，即曾下诏说：“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长编》卷三)这是针对自唐以来在进士考试中每每发生门生座主结为派系的情况而发的。而如前节所引述，宋真宗也曾发表过要使大臣们彼此“议论相搅"，则各自“不敢为非”的意见。这都说明，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最害怕的，是在朝的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以致成为中央集权的一个分割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在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从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一道家法。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三月癸未，在下诏令“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时，仁宗就曾嘱咐辅臣说：“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长编》卷107)反映他对于朋党具有何等高的警惕性。

范仲淹、韩琦于庆历三年进入北宋中央政府，并受命出谋献策以“兴致太平”之后，他们和富弼、欧阳修等人，几乎可以说是同心协力，和衷共济，（P63）有时且还互相推崇。这自然容易招致朋党之讥，而事实上也确已发生了这样的讥议。范、韩、欧阳诸人，对此不但不稍加避忌，却反而对之直认不讳。欧阳修甚至还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极力论证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小人则皆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为朋党的。这就更授予反对派以口实和把柄。于是而“谤议浸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迫使韩、范、富、欧阳最终不能不离开北宋中央政府。所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它抵触了宋朝的家法。（P64）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 参考文献：邓广铭《宋史十论》之“庆历新政”，中华书局，2015年版。